这种“种族社会主义”当然以对黑人的残酷压迫和奴役为前提。但是这种压迫与奴役自然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更不是什么“自由放任”状态下“市场竞争中赢家通吃”的结果。事实上，在这种状态下白人与黑人各自内部的“阶级分化”都很不发达，仅就白人内部看，南非几乎与北欧一样是发达的“社会福利国家”[39]。而南非的黑人企业家阶层是种族隔离废除后才形成的，此前的黑人普遍贫穷。但是“平等的白人”与“平等的黑人”之间却悬殊有如天壤。
这种体制与中国的体制类似。只不过南非的黑白之别对应于我们的“市民-农民之别”。应该指出，中国自1950年代以后的“农民”既不能以聚落类型定义(很多农民实际上居住在城镇，尤其是我国的县城，改革前往往多数居民都是“城关公社”的“农民”)，也不能以职业定义(很多“农民”并不务农，从而形成“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之类概念)，甚至不能以阶级定义(不仅有“农民工”与“农民企业家”，而且还有干群的对立)，“农民”就是以“户口”为标志的、非经特许改变即为世袭的一个低下身份等级(caste)。改革前的中国就是个无阶级却有等级、而且等级森严到近乎种姓制的国家，等级内的所谓平均从来就与等级之间的悬殊并存。1978年我国以货币计量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在城市内部只有0.164, 在农村内部也只有0.227, 但若计入城乡差别，则全国的吉尼系数却达0.331, 已经不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低多少。[40]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发展就具有以“剥削”农民来实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所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模式特征，曾因此导致过数千万农民饿死的悲剧。
改革30年来，中国城市与农村中都发生了明显的阶级分化，但应该说相对于“进城打工者”而言，中国的体制对“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深圳这类特殊城市)户口”的穷人还是可以的，正如南非对“穷白人”也还不错。不过严格说来，南非“穷白人”享有的福利水平还是比我们的城市穷人高。因为那时南非至少白人内部还是有民主制度，白人劳工有强大的自治工会，能够有效地捍卫权益，他们手中的选票也对政府具有极大影响力。而中国就没有这个条件，其城市工人地位虽比中国的“农民工”和南非民主化前的黑人劳工高些，却不如那时的南非白人劳工。相应地，中国市民工人对“农民工”的排斥也不像南非“穷白人”排斥黑人那样强烈。农民工在城里主要还是受到权势者的歧视。
在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时代，“特权社会主义”也给“竞争”带来“特色”。如前所述，南非布尔人搞工商业不如英语白人，但靠着国家权力的支撑，在金融与房地产领域暴富的很多。所以1970年代以后，南非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社会结构：英语白人构成主要的私营工商业者阶层和外资管理层，阿非利卡白人除了成为公务员与国家强力部门(军警等)职员外，经济上主要依托国家，一些人成了有国家背景的垄断寡头，更多的“穷白人”则在国有垄断部门当高工资高福利的“特权工人”。而黑人青壮年多在城里为私营部门打工，或者在国有企业中从事白人不愿干的脏、累、险工种，他们的家属则有相当一部分在“户口所在地”即所谓“黑人家园”成为留守一族。
而在改革后的中国也很类似：竞争性领域里私营工商业者迅速成长，金融-房地产领域则崛起了大批有官府背景而“空手套白狼”的寡头，垄断性国企依靠“国家汲取能力”和垄断性暴利不仅管理层暴富，员工中也出现所谓电业公司“抄表工月薪万元”式的贵族工人。(但非垄断性中小国企纷纷解体、“改制”，工人“下岗”后地位沦落的现象在南非种族隔离时代少见，倒是民主化以后，新政府对为布尔人提供大锅饭的国企进行私有化，造成了类似的布尔人“下岗”现象)而两亿“农民工”成为中国制造业的支柱与蓝领阶层的主体。他们的家属则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与留守老人。
如前所述，“种族社会主义”状态下不可能有什么“新自由主义”，但更不可能是什么“福利国家”。尽管南非与中国发达的国家财政给中国的市民和南非的白人(这两者在两国人口中的初期比重也相当近似，即都只占1/4左右的少数)提供了相当的社会保障。但是，其他绝大多数人口则不但被排斥在“福利”之外，而且“自由”也很少。在“既无自由也无福利”这两个方面，我们的“进城农民”处境也与他们的“进城黑人”有非常大的可比性。不过，那时的南非由于在白人中实行民主，白人内部的福利制度还是相当到位的。而中国由于在市民中也没有民主，即使是市民中的福利制度也带有更多的特权性，具有笔者所说的“负福利”特征。[41]此外，南非黑人民权运动看问题比较清楚，如前所述，他们既为黑人争取自由，也为黑人争取福利。可是中国的许多“改革反思者”就糊涂得多，他们“左派骂新自由主义，右派骂福利国家”，似乎还嫌老百姓的自由、福利都太多!
“低人权”是为了捍卫“主权”?
畸形“民族主义”与“文化自尊”理论
在南非历史上，英语白人与布尔人作为白人无疑都压迫过黑人。但由于英语白人在工商业经营方面竞争力较强，较少依靠特权，并且更崇尚自由竞争，因此他们在种族问题上相对开明，并且与以英语国家为主流的国际社会的人权压力形成呼应之势。
人类各民族都有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英美各国也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尊重人权的，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在人权问题上他们都有不光彩的过去，包括在殖民地侵犯人权的行为。但应该说，近代人权的进步的确是在这些国家率先取得突破，首先是在国内人权方面，然后也表现在国际上。联合国两个“人权宣言”就体现了国际社会促进各国人权保障的努力，而英语国家显然是这种努力最重要的推动者，在南非问题上也是如此。当然，英美外交历来有“利益外交“与”道义外交”的两面。从利益上讲，它们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本国资本不肯放弃在南非赚钱的机会，在制裁南非的问题上往往半心半意，使制裁有名无实，客观上放纵了南非。[42]但从“人权外交”的角度看，再有名无实的制裁毕竟也是一种道义上的压力，其对南非的影响不可小视，尤其在南非国内英语白人的呼应下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