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种族隔离制度所保证的优裕条件吸引了大量国外资金、技术和移民，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繁荣，从而对南非经济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种族隔离制度是“南非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的诸多原因”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就与种族隔离制度产生矛盾：流动劳工素质不易提高，绝大多数人贫困导致国内市场狭小，内需不足。而更重要的是：“对外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传播西方人权主义思想的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南非人的种族观念，冲击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大堤”。[27]
中国的情况是不是有点类似呢?中国奇迹的产生同样有“诸多原因”，但没有“农民工”(“带有歧视性的廉价劳动力”)和“圈地运动”(以强制手段取得“发展经济所需要的土地资源”)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奇迹”能够存在吗?当然，上述关于“南非模式”的弊病与其最终结果的论述，相信也会使中国人浮想联翩吧!
“南非奇迹”固然主要是富了白人，但南非白人统治者经常以“南非黑人的生活水平高于这个大陆上任何地方(的黑人)”来为自己辩护。[28]这种说法当然掩盖不了白人与黑人之间触目惊心的收入差距和经济不平等，更不能替经济之外当局剥夺黑人政治权利和其他基本公民权利的恶行遮羞。但仅就这句话本身而言，应该说也是事实。持续经济增长使得哪怕是在这种体制下受欺负的黑人，生活也是在提高的：纵向看，他们比以前要好，横向看，他们比周边那些黑人掌权的邻国，大众生活水平也高出一截。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南非多年来一直是周边各国，尤其是莫桑比克、马拉维、斯威士兰、莱索托、津巴布韦等国大量黑人劳工的打工地，其数量占这些国家劳动力的很大比重，甚至更远的坦桑尼亚与赞比亚也有在南非的打工者，这就像今天中国中西部贫困地区劳动力大量涌向沿海富裕地区的“民工潮”一样。尽管南非这些外籍黑人的待遇还不如南非本国黑人劳工，但显然他们在南非的收入要高于在本国，否则他们不会来。那么，南非本国黑人劳工的收入高于邻国黑人就更不用说了。这就像中国的“农民工”：纵向看，他们比以前要好，横向看，他们比留在农村的农民收入水平也高出一截。但是这能掩盖他们在城里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吗?
种族隔离时代，南非黑人占人口3/4，个人收入只占1/4。[29]矿业工资中白人与黑人之比：1936年10.7;1960年17.5;1970年20.3;1974年12。横向比较，这个比值在1980年代采金业中是10-15;加工业10-12;原料工业4;1982年，南非全国白人雇员月均工资1073兰特，黑人雇员278兰特，两者之比为3.9:1;1987年白人1959兰特，黑人593，两者之比缩小至3.3:1，即黑人工资增长了113.31%，白人工资增长了82.57%，但黑白工资的绝对差距却由1982年的795兰特扩大为1987年的1366兰特。[30]另一组数据显示：1980-1988年间，南非黑人劳工年均工资从2688兰特增加到9430兰特，白人工人年均工资则从11472兰特增长到32906兰特。即黑人工资增长了250.82%，白人工资增长186.84%，从相对增长率看黑人工资增长快于白人，9年间白人工资从黑人的4.27倍，缩小到3.50倍。但是从绝对量看，9年前白人年工资比黑人多8784兰特，9年后却多23476兰特，差距其实更大了。[31]所有这些数据给人的总印象是：种族隔离前期，随着歧视的严重，白黑差距无论相对值还是绝对值都在扩大，其中相对值差距在1970年代初达到最高。此后由于黑人抗争与国际压力的作用，相对差距在逐渐缩小，但由于收入数额变大，绝对差距还在扩大。
而在中国，无论是城乡居民收入还是行业中“农民工”与“市民工”的实际收入差距，最近十多年里也在明显扩大，而且与南非的“黑白差距”相对率缩小、绝对量扩大不同的是：中国的上述两项收入差距无论是相对率还是绝对量都在扩大。也就是类似南非1970年代前的情况，而要比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晚期的情况更糟。
“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
身份壁垒下的“社会主义”
南非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国有经济”比重奇高。尽管民主化以前的南非政治上非常反共，经济上却颇为“社会主义”。即使在国有经济已经不太景气的种族隔离时代末期，1986年公营部门仍占全国固定资产的58%，产值的26%，出口的一半以上和进口的25%。[32] 因此，那时的南非颇有点“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的“种族社会主义”色彩。[33]正如著名左派学者沙米尔. 阿明所说：尽管南非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但“幽默的是：前白人统治者的‘中央政府统制经济’政策，却一直把这个国家置于按习惯包括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世界之内。”[34]这与中国是否也很相像?
这种状况是南非白人中居多数的荷裔(现在自称阿非利卡人，过去被称为布尔人)推动的。
殖民时代南非史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白人征服了占多数的黑人，而英语白人通过“英布战争”在军事上又征服了白人中占多数的布尔人，但政治上却与布尔人达成了妥协，承认后者自治南非。在英布战争后的南非，具有市民传统的英语白人适应工商业竞争，多属于企业家与白领阶层，是南非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动力。而人数更多、政治上也占优势的阿非利卡白人传统上是农牧民(“布尔”就是荷兰语“农民”之意)，不善经商，进城后多属于工薪阶层，其中不少人属于“穷白人”。他们论经营不如英语白人，论打工却又不如更为吃苦耐劳的黑人，因此更需要种族特权的保护。他们歧视黑人更厉害——就像中国的许多城市国企工人排斥“农民工”。布尔“穷白人”不仅长期支持种族压迫政策，甚至在南非民主化过渡期内他们也成为顽固抵制黑人权利的白人“极右派”的社会基础。为了维护种族特权，保障既得利益，并维持“布尔人的团结”传统，南非为阿非利卡人实行相当程度的大锅饭制度，兴办了许多国有企业，给阿非利卡工人提供“铁饭碗”，实行高社会福利、保障就业与终生雇佣制。“有组织的白人工人”“采取好斗行动”来维护种族隔离，以至于直到1970年代末，种族问题上一直存在着“资本家与白人工人的政治联盟”。[35]1922年，白人工人甚至“把种族沙文主义与军事行动相结合，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反对资本”，发动了抗议资方允许黑人劳工“入侵”该行业的武装起义，提出建立“白人工人共和国”的口号。[36]当时的南非共产党也积极参与了此事。[37]起义本身虽被镇压，但南非的“种族社会主义”却从此打下基础。因此学者们注意到，与台湾、韩国非常成功地实现了进城农民市民化相反，南非却对进城黑人实行“积累的排他性”制度。[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