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家属的强制送治行为，以及医院只为送治人负责的现状，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院教授杨小君表示担忧。
他认为，任何人都无权强制送疑似精神病人到医院进行诊断、治疗。“亲属决定”存在风险。“一个人被诊断为精神病人，亲属可能是首要受害人，也可能成为受益人。如果存在受益利害关系，那么，由亲属单方决定精神病人的非自愿住院治疗，对‘精神病人’而言，未免欠缺公平、过于草率了。”
精神病收治变为“收容”？
黄雪涛认为，现行的精神病人收治体制，让人人自危，它已经成为公民人身自由丧失的一个医学理由
2006年10月26日到2007年1月26日，邹宜均在母亲的陪同下，在中山埠湖医院，以精神病人的身份，接受了整整三个月的治疗。
但被视为“精神病人”的邹宜均出院以后，却完全凭借记忆写下10万多字的《疯人院日记》，记述她整个被强制收治的过程，以及在精神病院的见闻。
出院后，邹宜均摆脱母亲贴身“监护”，离家出走，之后剃度出家。
2009年2月，邹宜均起诉广州白云心理医院、中山埠湖医院和她的家人，黄雪涛为其代理律师。3月2日上午9时，该案在广州白云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官审查重点在强制收治的动机和程序上，而不是纠缠是否真的患病。
从营救邹宜均，到代理何锦荣案、邹宜均案，以及对中国精神病人收治体制的研究，黄雪涛认为，现行的精神病人收治体制，让人人自危，它已经成为公民人身自由丧失的一个医学理由，对公民权利带来严重威胁。
2005年4月11日上午，张月颖与某医院因用药问题发生争吵，该医院医生打电话给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称，张月颖有精神病，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未通知张的家人的情况下，派救护车将张强行拉到其医院，进行一个多月的精神病治疗。入院手续也无张的家属签名。
2005年7月16日，张被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二次强行从家中拉去入院治疗将近2个月。
2006年，广州市天河法院判决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原则，公民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因此，判令医院退还所有医疗费，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0000元、误工费5849元。
但黄雪涛收集近几年来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几十起同类案件发现，胜诉者寥寥无几。她担忧的是，精神病人收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变成收容，或者解决纠纷的特殊手段。
如新京报2008年12月8日报道，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当地政府抓回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收治20余日，后在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才被放出。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新泰，因上访而被送进精神病院者不是个别。当地政府解释称，信访压力巨大，若出现越级上访，会受到上级处分。
此种做法却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北京大学法学院孙东东教授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在很多上访的事件中，不乏精神病人的案例，而且还很多。如果一个人表现出了烦躁不安、危害性倾向等现象，把其送到精神卫生部门进行鉴定和治疗是无可非议的，“不通过卫生机关的鉴定程序又怎么确定他是不是有病呢？”
出于对精神病人收治体制的恐惧，黄雪涛开始致力于精神病人收治体制的改善。她认为，同类案件的诉讼焦点不是有没有精神病的问题，而是精神病院的侵权问题，因为只有病人威胁公共治安、威胁他人人身安全，或者伤害自己等情况时，才可以强制收治；只要疑似病人不威胁他人的安全，是否接受治疗，是个人的自愿行为，他人可以劝其治疗，但不可强制。所以医院的随意强制收治，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侵犯。
3月2日上午，在广州白云人民法院的法庭上，已经出家的邹宜均说，她原本不该纠缠世俗纠纷，但打这个公益性官司，并不是为了追究谁的责任，而是为了普度众生，如果现行的精神病收治体制不废除，“众生”就不会免于“被精神病院强制收治的恐惧”。
邹宜均现居北京，她很少回到深圳。如果回来，一定要有人陪伴，因为当她置身深圳，仍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故事
家人陷害，所以送往精神病院？
邹宜均案、何锦荣案的产生，都和亲人间积怨很深有关。
何锦荣早就怀疑妻子有外遇。他说，他打印了妻子的手机通话记录，发现她常常在深夜与同一个手机长时间通话，他的朋友还看见她常和一个比她年轻十几岁的男人在一起。
何锦荣说，他和妻子坦诚地沟通过，可以正常离婚，并分给她部分财产。“但是她都是哼了一声，什么也不说。”
根据他入院以后，妻子的种种特殊行为，何锦荣判断，他被送进精神病院是妻子的陷害。
而邹宜均在被送进精神病院以前，和家人关系也十分紧张。
她的父亲在2005年去世之前，曾立口头遗嘱，将一套房产继承给邹宜均，因为邹宜均的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各自成家，而且大姐和哥哥都是公务员，收入很高，二姐邹芷均医学博士毕业，在北京从医。
但是邹母却认为，作为女儿，邹宜均不可以继承父亲的遗产，经过多次争吵，她强迫邹宜均写下放弃继承遗产的保证书。
父亲去世后，邹宜均又遭遇婚变。2006年9月，她通过协议离婚获得30万元的离婚赔偿，前夫将10万元以现金的方式交给了邹宜均，另20万元存入其大姐的账户，但大姐没有转给她，而是交给邹母。邹宜均信佛，创办了一家佛教网站，还以宗教人士的身份，帮助他人维权。因此，邹母“怕女儿中邪”，“被人害”，执意要将这笔钱代管。不被理解的邹宜均，与家人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执。
邹宜均称，这些都是家人将她送往精神病院的原因。
观点交锋
在很多上访的事件中，不乏精神病人的案例，而且还很多。如果一个人表现出了烦躁不安、危害性倾向等现象，把其送到精神卫生部门进行鉴定和治疗是无可非议的，“不通过卫生机关的鉴定程序又怎么确定他是不是有病呢？”
―――北京大学法学院孙东东教授
诉讼焦点不是有没有精神病的问题，而是精神病院的侵权问题。只要疑似病人不威胁他人的安全，是否接受治疗，是个人的自愿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