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充实外交部的专家队伍，条约委员会又提名和推荐了两位人选，倪征燠即是其中之一。倪老于1956年上半年作为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进入外交部工作，而我也于同年从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被外交部选拔到条约委员会中从事领土问题方面的工作。
当时，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为了培养年轻干部成为业务骨干，实行了“师父带徒弟”制度，即由专家为年轻干部指定学习读物，解答专业问题，并共同处理业务。我被作为刘泽荣专家的接班人加以培养和锻炼，师从于刘老（不久后刘老即被周恩来总理聘请为外交部顾问）。平时我们除一起处理业务外，每周还就他指定的读物内容单独交谈一两个小时。刘泽荣是我国国际法领域从事领土问题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先驱，曾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曾作为俄国华工领袖，有幸多次受到列宁亲自接见。
当时我虽同倪老在业务工作上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我们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主要因为：我们都来自上海，倪老在上海的寓所同我儿时的住处也很近；且倪老为人平易谦和，比较关心和爱护年轻干部；其夫人张凤桢博士热情、善良、幽默；女儿倪乃先曾是清华大学校篮球队队员，女婿白金申是50年代我国篮球国手，而我亦曾是南京市足球队队员与南京大学校篮球队主力，倪老全家与我都很谈得来。此外，倪老当时在北京东单苏州胡同又与我的导师刘老同住一个院。因此，我们甚是相得。除了同来自天津的白金申聊天时用普通话以外，几十年来我同倪老及其家人彼此交谈时都用上海话，我称两老为倪伯伯和倪伯母（在单位里当时大家都称他倪委员）。
整风反右运动中的倪征燠
1957年春，外交部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开展了整风运动。倪老当时在条约委员会的会上发言还较温和，但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几次座谈会上，一些政法界人士和教授们发言认为，我国对法制不够重视，一些旧司法人员被调配、使用不当，以及一些法律课程设置不尽合理等等。当时，这几次座谈会上的言辞和气氛均较条约委员会的激烈，平时比较谨慎平和的倪老也不免受到一些影响。他后来在政法学会的一次会议发言上，提出了三个要抢救，即抢救人、抢救书、抢救课程。尔后运动转入反右，在运动收尾阶段条约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上，主持人严厉指出，倪委员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的发言，也够得上右派言论，但考虑到他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生活作风严谨正派，这次就不作处理了。倪老微微点头，以示谢意。
尽管没有被打成“右派”，反右运动结束后，倪老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他一方面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另一方面仍继续勤恳工作。但中央和部委领导对他还是很尊重的。1958年8月他同周鲠生和刘泽荣一起，应召到北戴河面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两位领导做关于涉及领海宽度和领海法律制度等问题的汇报。倪老等专家介绍了各国领海宽度，并指出发达国家以3海里为宽度，目的是凭借他们的经济、军事实力肆意侵犯其他国家海域的海洋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大多主张12海里甚至更宽；我国应以12海里为宜。讨论长达两个小时。倪老等专家的意见为我国确定领海宽度提供了重要的法理依据，受到了中央的重视。1958年9月，我国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第一条就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自此，我国有了法定的领海宽度。倪老由此受到巨大鼓舞。1959年，外交部又推荐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文革”期间唯一留守外交部的专家
“文革”开始后，外交部条约委员会的专家比起社会上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来说还算幸运的。除国际法泰斗周鲠生（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及当时已被打成右派的梅汝璈和曾被抄过一次家的凌其翰，被勒令交代所谓历史问题外，条约委员会的其他专家未再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基本上都被搁置一边。倪老等还经常上班。
1969年下半年第一号通令发布后，大批干部下放，这些专家们也未能幸免。倪老当时是外交部唯一留在部里工作的老专家。同倪老一起留下的还有条法司的三位干部。他们共同组成了条法司的留守小组（设在领事司）。
1970年初，中央当时正在研究中美关系问题，其中涉及到1950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对中国大陆进行封锁的问题。美大司在美国有关文件中只查到“适用1918年美国对德国的封锁令”这样一句话。周总理要求查看《封锁令》全文。当时外交部图书馆留守小组正在紧张地忙于挑选最重要的图书资料装箱，准备运往三线。一天下午，图书馆留守小组突然接到美大司的紧急通知，要求他们必须于第二天上班前找到美国对德国的《封锁令》全文。他们便开始在《国联条约集》、《美国外交文件集》、《美国总统文集》等书中查找，直到深夜12点也未找到。此时有一位同志突然想到倪老还留在北京，大家急忙联系倪老，深夜派车将他从家中请来。倪老在询问了有关情况后说，你们还可以再查查《美国国际法杂志》。该杂志就在大家身边两米处，伸手一翻，果然找到了全文，完成了周总理指派的这一重要任务，大家如释重负。当时有人感叹道：“专家到底是专家，不服不行！”
重回世界国际法舞台
1971年底，我从外交部江西五七干校调回北京，在外交部领事条法司工作。1972年秋开始（当时条法司已从领事司抽出，同国际司合并，称国际条法司），我被分配从事海洋法工作，并同倪老一起参加了历次的联合国海底委员会和随后的海洋法会议。会议一般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或日内瓦（联合国欧洲分部）举行。倪老当时是中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有时也用高级顾问的名义），负责法律和外文方面的咨询和把关。我是他的助理，负责起草给中央和部领导的各类报告、参会及协调等工作。1972年底，倪老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第27届联大会议。倪老在这段时期频频参加国际外交活动，使他又重新回到了国际法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