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既反对阶级斗争，那就意味着它只能维持旧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不予变更，并使自己去适应和迎合旧的社会秩序中既得利益阶级的诉求。稍带改革色彩的举措，均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阶级指控为有煽动阶级斗争之嫌。1927年底，当国民党中央打算取消旧式商会，并帮助中小商人组织商民协会时，上海总商会即指控国民党采取分裂商人的策略，违背了全民革命的原则，是受了共产党阶级斗争的毒害。类似的情形常使国民党自陷于理论和行动相互矛盾的尴尬境地。
在农村，国民党不敢触动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连温和的减租也不敢执行。但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固然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但未必赢得了地主阶级的欢心。尽管地主阶级在很多方面与国民党政权的利益相一致，如都害怕农民运动，害怕共产主义，但他们是一个高度自私自利的群体。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土地是祖遗的，或者是自己购置的，而不是国民党无偿赐予的。国民党虽然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权，而在地主阶级看来，国民党不过是沿袭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地私有制的传统。
资料图：李家圩地主庄园
国民党执政以后，田赋比清末和北洋时期，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大大加重。这亦使地主阶级感到不满。他们慨叹自己几乎成了替地方政府掌司赋税的经纪人，而且是常常要赔本的经纪人。1934年，浙江吴兴县一地主在给浙江省政府的呈文中这样写道：
窃自民国成立以来，军阀日事战争，幸江浙不致受累，当卢永祥、孙传芳时代，尚能体恤民隐，不敢横征暴敛，故人民尚不觉得痛苦，得以相安无事。自国民军到，民人又以为三民主义可以实行，当比军阀时代，更可享平等自由之福。不料苛征杂税，既未蠲除，而赋税加增，不顾人民之负担力，视人民如草芥寇仇，日在水深火熟[热]之中，而政府尚日日高谈民生主义，如有地方士绅呈请减赋者，则政府置之不理；如有倡议加收赋税者，则为政府所欢迎。名为训政，实行专制，是以民人敢怒而不敢言，民隐何能上达，又何所谓民权主义？现今所谓最痛苦者，莫如田赋。
今以吴兴之田赋言之，如地山荡赋税尚轻，而田则独重，每亩田收地丁银一钱四分五厘，米九升三合。此正税也。而所带征之附捐，从前军阀时代，只有特捐及征收费、自治捐、教育捐，故每一亩田，正附税共只九角。自国民政府成立，则加以建设捐、教育补助费、治虫捐，每一亩田正附税须一元三角零。若再加以滞纳罚金，则其赋更重。今以产主言之，其租出之田，每亩约收米计糙粳三斗，每斗八角，共值二元四角，今以一元四角完纳钱粮，则所余几何？若以农民自耕言之，亦觉负担太重。国民党执政初期，曾一度在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最终因地主的反对而流产。地主认为，政府既要他们对佃农实行二五减租，政府就应该对他们实行二五减赋才算公平。他们埋怨政府不但不实行二五减赋，反而实行二五或二五以上的加赋。他们慨叹从前田是“富”之根，而今田是“累”之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