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59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事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首先要交代的是，本人当时虔诚地“爱国、爱党”，政治热情极高，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对一切公开的宣传和内部传达的情况、指示、精神从不怀疑，一味紧跟。越是困难、艰苦，越认为是对自己的“考验”，从不问一个“为什么”——是为大背景中个人思想状况的小背景。
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我在维也纳，随中国代表常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一个苏联领导下的国际组织），只从定期收到的《人民日报》上得知国内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景象。加以同事间互传国内来信中描述的神奇数字和预期的远景，以及工、农、兵、学、机关干部全体动员大炼钢铁、除四害、搞“超声波”试验等，令我们兴奋不已。我觉得身在万里外，不能亲历其盛，实在遗憾。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向外国人宣传“大跃进”的成绩。在这段时期一切对外活动中，中国人只要发言，都宣传“大跃进”。外国人如果对此有质疑，一律认为“不友好”。记得那一年有一次国际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在发言中当然也是大段宣传“大跃进”，提到“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一位长期在美国的老革命领导在审阅英文稿时说：英国已经在走下坡路，十年超英的目标太低了。但因为这是上面定的口号，他不能改。此一例足以说明当时全民头脑发热的情况，连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老革命也不例外。
资料图：三年自然灾害景象
到1959年夏，就陆续传来国内供应紧张的消息，而且急剧恶化，特别是基本食品供应发生问题，开始削减每月粮食定量。我们对“自然灾害”之说当然毫不怀疑，只感到国内物资匮乏，而我们还在国外“养尊处优”，都于心不安，十分内疚。于是我和陈乐民以及另一位年轻同事一再向领导提出申请，要求调回国内“与全民共甘苦”，并经受艰苦的“考验”。对于我们这种和平年代才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没有经过艰苦斗争的考验是经常被敲打的弱点，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所以有了“艰苦”的机会，不问情由都不肯放过。1959年8月我和陈乐民果然奉调回国，倒不是领导同意我们与人民“同甘苦”的要求，而是中苏关系恶化，国内对这个和平机构的方针有所改变，准备逐步撤出。我们回国兴奋劲头过去之后，开始感到物资匮乏的现实，首先是每人登记粮食定量，按月领粮票。我们都自觉把粮食定量按低标准上报，我一向饭量较小，以为一个月二十多斤粮食足够了，还没有意识到在一切其他“油水”都没有的情况下，饭量会大得自己都吃惊。机关食堂每人限买半个菜。用不了多久就明显感到食堂的肉菜稀少，日益清汤寡水。早餐偶尔有鸡蛋卖，每人限一个，稍晚就轮不到了，再后来鸡蛋就绝迹了。刚回国时我还有一次尴尬的经历：我们夫妇二人与朋友夫妇相约到附近一家熟悉的小餐馆去“打牙祭”。饭后我抢着付账，却不意那价钱高出我出国前许多倍，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阮囊羞涩。朋友笑笑说还是我来吧！经他解释才知道那是当时的一项特殊政策，开一些高价饭馆，在特定的商店卖一些高价糕点，以便货币回笼。以我们当时的工资，那种高价餐馆当然是很难问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