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爆发前，袁世凯在朝鲜知事无可为，随后便托辞返回国内。回津之后，李鸿章以袁世凯人才可用，委派他办理前敌营务，但袁世凯并不想从事后勤工作，因而在工作之余又背着李鸿章在京中托人找关系，另谋出路。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升迁，这与李鸿章提拔重用是分不开的，但令李鸿章不能容忍的是，袁世凯竟然求到了自己的政治死敌翁同龢的门下，这在当时的官场上可是犯了大忌的。由此，李鸿章开始疏远并冷淡袁世凯，而袁世凯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在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势之后，干脆就改投门户，另找靠山。
在经历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后，清廷中改练新军的呼声渐高，而袁世凯凭借自己曾经帮朝鲜练过新军的经验，也试图抓住这个机会，实现自己以西法练兵的计划。为此，袁世凯上下奔走，向权贵们推销他的练兵计划，并最终获得成功。
资料图：甲午海战油画
李鸿章从日本谈判回国后，便一直闲居京城贤良寺，对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十分不屑。当时的李鸿章，因为代表清廷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非当官居闲职、门前冷落，而且为舆论所不容，因而心态不免有些失衡。
时人刘体智在《异辞录》中记载说：“甲午战后，军机大臣李鸿藻用袁世凯为将，并令其在小站以新法练兵。李鸿章从日本马关回来后，李鸿藻曾对他谈及此事，李鸿章冷冷的道：‘我是败军之将，等着袁大少爷练成新军后打一仗试试看’。袁世凯听说后，心里十分不悦，引以为终生憾事。”无独有偶的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当时入李鸿章幕府的吴永也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李鸿章从日本回到天津后，他与直隶的官员及候补官员一同进见，当时的袁世凯已被授予直隶按察使的职务，但并未到任而是专职练兵。直隶按察使是地方大员，自然在进见官员的前列。李鸿章到后，袁世凯便上前汇报练兵事宜，说初步的计划也已经部署，德国教习也已经聘请，日内便可签订合同，马上便可以正式展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