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为何离国远去
香港《文汇报》创刊于1948年9月9日，而唐纳在12月初突然提出辞呈，距他担任总编辑不到3个月。此时，人民解放军捷报频传，报社同仁心情振奋，准备有朝一日回到内地。所以，徐铸成惊讶地问：“现在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同事们都准备‘青春结伴好还乡’，你怎么忽思离国远去?”并对他恳切挽留。次日，潘汉年对徐说：“马季良要走，你就不必坚留了。”后来报社设宴，为唐纳饯别并合影留念。《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年版)记述此事时还说了一句：“几十年后，我才恍然钦佩季良的先见之明。”任嘉尧在《故旧忆唐纳》中也谈及此事，说唐纳心头有难以言宣的疙瘩：“解放战争胜利，实现了我的愿望。你们都可以回去，只就我不能。”又称，唐纳私下告诉一位年轻的编辑：“为了那位已离异而去的女郎，我如回去，难保有命。”证诸与江青熟识的郑君里、王莹、赵丹、郁风等人“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唐纳似乎未卜先知，料事如神。
不过，这只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假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政治语境中，以避江青之祸来解读唐纳出国之举，无疑是最正常也最正确的，但现今看来过于简单化，也经不起仔细推敲。例如，“蓝苹”的第一个男友俞启威，后改名黄敬，从青岛出狱辗转到北平，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经过多年革命斗争历练，解放后先后出任天津市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1958年2月病故。虽说他在工作上曾受过***严厉批评，但显然与江青无关。又如，导演章泯后来回到妻儿身边，解放后历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在“文革”中安然无事，于1975年去世。
资料图：撤往台湾场景
事实上，很难排除唐纳出国另有目的，而且，这不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他的苏州中学同学、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吴大琨写有《回忆三十年代初期的苏州革命斗争》一文，回顾了同学少年时期与唐纳、史枚等人从事街头抗日救亡宣传的往事。对于唐纳，该文有个脚注：“离开苏中后，唐纳继续为革命事业和文化事业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前夕，远去海外。建国初，我在上海遇到潘汉年，潘对我说：‘唐纳是我派到海外去的，他却去娶了国民党外交官的女儿为妻。’其实唐纳也许是为了避免江青日后对他不利才远行的。”此注说出一项事实和一项猜测，事实是：潘汉年说唐去美国系他派遣;猜测是：唐此去可能是避免江青对他加害。对这种猜测无需赘言，而事实如果确凿的话，那么唐纳当年赴美就是富有战略目光的潘汉年对海外情报工作设点布网的一步棋。吴大琨的说法，也恰与徐铸成回忆的潘汉年叫他“不必坚留”唐纳互为印证，显示唐之离港赴美与潘有关。
确实，无论英文水平、社会经验还是交际能力，唐纳都是派往海外最恰当的人选。况且，他还有与已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的恋人陈润琼相聚的理由，而陈父又是前国民政府高级外交官。这种家庭背景以及可能产生的人际关系，对在海外立足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至于唐纳本人，可谓公私兼顾，两全其美。潘汉年对吴大琨说的那句“他却去娶了国民党外交官的女儿为妻”，是他当时身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地位所限，对并不完全知晓内情的人要表露的政治立场，自在情理之中。
可以断言，如果唐纳当年像同事们一样回到内地，十有八九会在1955年潘汉年一案发生时遭受牵连。受“潘案”波及者数以百计，遍及各地。而以唐纳与潘汉年关系之密切，必定像张建良(华克之)那样被逮捕并判刑。即使侥幸活着等到平反和恢复名誉，也是24年后的1979年了。也就是说，唐纳若在国内，其厄运早在“文革”之前10年已经降临，而这与那时还“偶尔露峥嵘”的江青没多大关系。这样看，客居海外的唐纳终究还是幸运的。1948年底，唐纳从香港到美国后，在纽约的中文报社、印刷厂工作不足两年，即转往法国巴黎，与陈润琼成婚，育有一女。他俩以经营中餐馆为业，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1988年8月23日，唐纳因肺癌病逝，终年7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