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在《时事新报》为时不长，因有些文章、版面的色彩偏红，引起后台老板的注意而被迫退出。他应邀担任《文汇报》总编辑，与总主笔徐铸成，副总主笔陈虞孙、宦乡及采访主任孟秋江等主持这份立场偏左的报纸，也有不少出色表现。最耐人寻味的一次，是在国共和谈彻底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返回延安前夕，1946年11月19日，唐纳突然乘火车由沪至宁，偕该报驻宁记者郑永欣去梅园新村访晤中共代表周恩来。据郑永欣的回忆文章《石头古城“逐鹿”记》所述，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唐纳只问了一个问题：周先生，您返延安，国共破裂势不可免，《文汇报》将何以自处?周恩来答道：“你们照常工作嘛，这要临机应变，倒是一个复杂问题哩。”郑永欣接着问：周先生此去何时回来，和谈之门有重开希望吗?周的回答是：我们希望越快回来越好，取决于国民党实现政协决议的诚意。从战场形势发展来看，大概明春，半年多以后也许可以与你们在南京再见。唐纳是专程而来，当晚即乘夜车返沪，并关照不发消息，要对外保密。这显然不是一次寻常的访问，从唐纳来去匆匆的经过看，更像是向周恩来作当面请示，讨教在环境恶化时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的策略，彼此心照，互动默契。
据后来统计，当时《文汇报》编辑部内，有十六七名地下党员，来自三四个不同的系统，有的在组织内是上下级关系，但在报馆上班时却装作互不熟识，如陈虞孙与夏其言;也有的相互很熟，却又不是同一系统而无组织关系，如夏其言与唐纳。不用说，《文汇报》是一份特殊的报纸，唐纳则是具有特殊身份的报人。
资料图：江青结婚照
为香港《文汇报》创刊幕后牵线并出任总编辑
唐纳的中共党员身份，是由与其两度共事的老报人徐铸成最先揭橥的，但起初用的是间接笔法。他1980年代初撰写的《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有一节“吴绍澍与《正言报》”，提到1947年5月《文汇报》被国民政府查封后，次年与吴结伴同游台湾，“事有凑巧，回沪不久，有一位党员同志从香港秘密到了上海，对我说，民革已在港成立，准备办一机关报，李任潮先生坚决要我去主持……”成立于香港的民革，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字任潮。此处提到的“一位党员同志”是谁呢?徐数年后撰写《我所认识的李济深》一文揭开了谜底：1947年5月上海《文汇报》被封后，“翌年春，老同事马季良同志(唐纳)忽由港来沪，对我说：‘李任潮先生他们已在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准备办张报，李任潮一定要你去当总编辑。’”两处文字说的是同一件事，只要略加比对，不难明白，前一书里的“一位党员同志”就是唐纳。
徐铸成有关香港《文汇报》缘起的回忆文字，有几个大同小异的文本。还有一个版本，顺带说到了唐纳当时从香港到上海的任务：“翌年3月(指1948年——作者注)，正当我百无聊赖、‘甲胄生虮’的时候，忽然一天下午，来了个不速之客——马季良同志，他原是《文汇报》的总编辑，报纸被封后，出走香港的，怎么忽然回来了呢?我愕然良久。坐定后，他告诉我，此来是奉派护送华岗同志过沪去山东解放区的，‘顺便给你带来一个口信。’”这个口信，即前述“民革”已在香港成立，准备办机关报，李济深属意徐铸成前往主持。
文中提到的华岗，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8月成为共产党员，历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国共谈判时的中共代表团顾问，1947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后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1948年春到香港治病，协助中共香港工委做统战工作……唐纳此行是为了护送他去解放区而路经上海，冒着一定的风险。这说明，他这时担当了秘密而重要的任务。因为前一年《文汇报》被查封时，唐纳、陈虞孙、宦乡等都上了黑名单，随时可能被捕，因而分头隐蔽或远遁他乡。唐纳当时回到苏州老家，不久就出走香港，此刻危险犹在，却又悄然潜回沪上。所以，徐铸成才“愕然良久”。唐纳上海之行捎给徐铸成的口信，为正在寻求出路的《文汇报》部分同仁指明了方向。他还给准备赴港与“民革”商谈合作的徐铸成提供了张建良、夏衍的联系方式，专门交代通过张的安排即可见到潘汉年，正是潘在幕后主导“民革”与《文汇报》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