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作家叶永烈撰写的《江青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对风波的前因后果记述甚详：1936年4月26日上午，唐纳和蓝苹，与同为演员的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一起，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集体婚礼，由导演郑君里主持，上海法学院院长沈钧儒证婚，一时传为佳话。5月底，蓝苹称到济南探视生病的母亲，竟一去不返，并来信表示断绝关系，如雷轰顶的唐纳6月下旬赶去济南，遍寻无着，绝望中在旅店吞火柴头自尽，幸被茶房发现送医及时抢救过来。其实是到天津找前男友俞启威的蓝苹闻讯来到济南，在郑君里劝说下和唐纳回到上海。但两人共同生活不久，又多次争吵而分居。1937年5月22日，唐纳获知蓝苹竟插足导演章泯的家庭后悲愤欲绝，一气之下跑到吴淞口跳入长江，幸被路人救了上来……
但是，婚恋只是整个人生的一部分，单从这个视角认识和评判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还容易流于片面。需要留意的是，蓝苹在到上海认识唐纳之前，经前男友俞启威引导和帮助，已于1933年2月在青岛加入了中共;因为一度失去组织关系，又在上海加入青年团。踏入影剧界时，她绝对是一个左翼文艺女青年。1937年，她为了高远的政治理想，放弃上海相对安逸的生活，奔赴条件极为艰苦的延安。在上海为蓝苹舍妻弃子的导演章泯，更是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共，此后一直从事左翼戏剧工作。蓝苹也好，章泯也好，尽管私人生活都有喜新厌旧的记录，政治上却非碌碌之辈。与蓝苹一度同居成婚的唐纳，其时是什么政治面目呢?他与后来改名“江青”的蓝苹，有没有共同的志向呢?
资料图：青年江青
被忽视的政治身份：中共党员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上海、武汉、重庆再到上海，唐纳称得上是横跨影剧界、新闻界的活跃人士。在上海，他编辑《大公报》“戏剧与电影”专刊，出演喜剧片的主角，还当过战地记者;去武汉，他创作并策划演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轰动三镇;到重庆，他进入英国新闻处当译员，组织进步戏剧活动;回上海，他先任《时事新报》主笔，再任《文汇报》总编辑……唐纳中、英文俱佳，是公认的多面手。撇开给他带来另类名声的那段短暂婚史不谈，以他在影剧和新闻方面的业绩，也堪称出类拔萃的文化人。然而，唐纳除了演员、报人的职业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当年罕为人知且以后也被忽略的政治身份：中共党员。
《江青传》在“沸沸扬扬的六和塔婚礼”一节中有个脚注，称唐纳认识蓝苹时，“其实已加入共青团。后来，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另一处又转述夏其言接受访问时的回忆，他早年考上一家银行当练习生，与同事马骥善为好友，进而认识了其兄马骥良亦即唐纳，“那时候，马骥良参加了‘C。Y。’，亦即共青团”。但对于唐纳究竟何时加入中共，该书语焉不详。
夏其言作为唐纳青年时代的挚友，曾应新加坡《联合早报》邀约撰写《唐纳与我》一文，回忆他与唐纳相识于1936年，共同的忧国之心和救亡之忱，使他们引为知交。一天，唐纳说有个朋友是职业革命家，刚从国民党反省院中逃出来，当局正在追捕，想找个可靠的藏身之所，问夏敢不敢接受。夏一听是个进步人士，还是个传奇人物，便欣然答允。
唐纳的这个朋友名叫史枚(本名佘增涛)，后来与夏其言一起住在亭子间。史枚很有学问，文史哲经，古今中外，无不通晓，夏尊他为师长。唐纳三天两头来夏家，给史枚带来许多外面的消息。两人一起谈形势，谈救亡，谈文艺，谈着谈着，一篇评论就出来了。唐纳那时主编《大公报》的“戏剧与电影”专刊，上面许多鼓吹国防电影、宣扬救亡图存的文字就是夏家亭子间的产品。夏那时还只有旁听的资格。听着听着，再加上读了史枚推荐的不少进步书籍，也就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夏其言在文中说：“我之能够走上革命道路，如果说史枚是最早的启蒙人的话，那么唐纳应该是最早的引路人。”夏本人于1937年加入中共。依照常理，唐纳作为他“最早的引路人”，应该在他之前加入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