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准确，人物传神，读来发人深省才算得上是传记佳作，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可列其中。书中对李鸿章的人生边叙边议，精辟之言随时可见，而全书不足十万字，可谓言简意赅。
在这本传记中，梁任公从平定太平军捻军、洋务运动写到中日战争，再到其办理的多项重大外交事务，按传主的经历一一道来。
他认为，“湘军之能克金陵歼巨敌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由李鸿章等断其枝叶，使其饷源兵力成孤立之势，而根干不得不坐凋”。剿灭捻军时李鸿章已是全军主帅，其兵家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李鸿章认为捻军已成流寇，上策是“逼之不流，然后会师合剿”。从内战到外战转变，也是李鸿章人生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梁任公说李鸿章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同时也承认，当时中国兵力也是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
梁启超认为，李鸿章在中日战争中多次“失机”：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同意朝鲜有事中日都可派兵，并互行知照，让朝鲜从中国的藩属变成“似为中日两邦公同保护国”；甲午战前，袁世凯处理朝鲜事务失当，给日本可乘之机，而李鸿章“用袁听袁”，“失知人之明”；战前兵力已不如日本，又“使敌尽扼要冲，主客易位”，三机既失，战事遂开。
李鸿章
梁启超评说中国甲午兵败是一种必然：“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政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李鸿章多与洋人接触，亲观其器械之利，因而重视生产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却忽视了政治制度的变革，更没有看到国民思想认识的重要性，“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梁启超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