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上海一共收兑了多少黄金白银?据蒋经国自己讲：到1948年10月6日，上海市民向国家兑换上海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子96万两，合计价值2亿美元，占全国兑换总数的64%。在整个币制改革过程中，上海是收兑成效最好的地区，这样的“政绩”，其实都是搜括自升斗小民。…[详细]
另一方面，当局只管收兑、限价，不管后续物资供应，造成上海日常消费品紧缺
如前述改革方案所设计的那般，金圆券改革的收兑，只对政府有益;要保障民众的利益，收兑之外，还需限制物价;而限制物价的根本，则在于保障物资的充分供给。上海收兑成绩全国第一;对于限价，蒋经国执行得不折不扣，直到9月底，上海物价基本没有超过政府规定的8月19日的底线。但这种限价成绩，却给上海民众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究其原因，具体有三。一者，小商贩都在赔本做买卖。据当时《大公报》记者暗访察知：活鸡卖八角钱一斤，摊贩说这两天全凭良心卖。卖鸡蛋的说，按限价卖是没有赚头的，他们一早卖的是新鲜鸡蛋，照市场价卖。到九点钟检查的人来了，就把新鲜蛋收起来，拿些陈鸡蛋按限价卖，摆摆样子。记者看到一位老婆婆循规蹈知地按限价卖菜，问她这样要不要赔本。老婆婆说：我已经折了三天本了，可是我六十岁了，在这里摆了几十年摊，再让警察捉去太难为情。(《大公报》1948年8月28日)
二者，蒋经国限价执行虽力，但却没有能够解决物资紧缺问题。《观察》杂志曾刊文说：“上海是工业中心，但是许多原料来自物价管制无法实施的乡村。产地价格高涨，则势将影响制造品的原料问题。月余来，因原料价格上涨，致原料缺乏，而使若干产业有被迫停顿之虞4月4日上海全市各工业同业公会代表在社会局谈话，对蒋经国提出原料来源的困难者，计有钢铁业、毛纺织业、纺线业、印刷业等。”具体到一家公司，据时任上海新新百货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的李承基回忆：“新新公司的生意，表面上似乎很稳定，货物出售了，收到的是金圆券，但有个苦恼的隐忧，货物出售后，补不进来，因为许多厂商由于没有原料，无法继续生产，以致停工待料。根据经济原则，货物总是流向价高的地方，如果无利可图，又何必辛辛苦苦地运来上海，而费时费事?……当局只知管制物价，完全忽略对游资的疏导，对物资的调节和鼓励生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全盘计划。”…[详细]
三者，很多企业为避开限价区域，想方设法将货物拉到不限价地区高价卖出，进一步加深了上海的物资短缺。据《观察》杂志的一篇文章介绍：“货物的逃避或隐匿。……上海的小菜荒，成都的粮荒肉荒，以及各地的香烟荒，这些都是例子。上海在仓库封存以后，每晚卡车来往、顿告热闹。均系运往郊区、恍如战时逃警报。这是物资逃避的一幅写照。”据当时在上海开五金杂货店的曹仲植说：“我们仓库内，都不敢存货，连夜将所有货物都卖往天津，因为那里不打老虎。但也因为这样，上海老百姓反而买不到货。”上述三点原因，乃市场因应之必然，均不是仅凭当局之高压政策所能解决的。此中不难看出，所谓金圆券改革，从设计上即存在重大缺陷，其不可能成功是必然的。…[详细]
蒋经国用特别刑事法庭“打老虎”，但所打者并非都是“奸商”，存在乱捕乱判乱杀
当局一方面不能保障充足的物资供给，一方面又必须严厉执行收兑、限价政策;如此，其最后手段，无疑只能诉诸暴力高压。蒋经国为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特别刑事法庭，专门惩处触犯其收兑、限价政策的“大老虎”。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理事胡国良、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人，都曾因违反币制改革的规定被捕入狱，上海滩大亨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也因囤积物资被判八个月徒刑。但被蒋经国的特别刑事法庭所惩办的“大老虎”们，真的都是所谓的“奸商”么?真的都违法了么?
实则并不尽然。曾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在其回忆录中就曾谈到：“当改革走向崩溃时，蒋经国试图以最严厉的措施力挽狂澜，到处抓人送到特刑庭，按照它的判决有6个人被处决。最大的纺织公司老板荣鸿元，他被捕不是因为隐瞒外汇，而是因他用外汇从埃及购买棉花。在这件事上，我不是向蒋经国，而是向蒋介石大胆直言了，我说他由于无法继续从中国内地弄到棉花，所以不得不用外汇从国外购买原材料，因此这不是犯罪而是一种必要。尽管如此，荣却被判了7年监禁，他一直到政府最后承认金圆券改革失败，并取消以前的规定，才被释放。”还有当时的银行家李铭，他也差点被冤枉和逮捕，据吴国桢说：“我突然听说要逮捕李铭，指控他未将银行里的全部外汇交给改府，据说他隐藏了约3千万美元的外汇。我到南京去见蒋介石，问他要逮捕李铭的消息是否属实，他说是真的，因为经国杳出具体证据，他拒交3千万美元。我告诉蒋，他最好亲自过问此事，李的银行资本只有约500万美元，即使李将他每一分钱，加上存款都变成美元，总数也绝达不到3千万，蒋感到吃惊。于是李铭未被逮捕只是受到了警告。”还有些“涉嫌违反金圆券改革规章的人，由于局势越来越表明改革将会失败，措施也越来越具有镇压性，有几个违犯者被枪决了，尽管证据不足。”
特别刑事法庭乱捕乱判乱杀人之外，蒋经国所任用的执行铁腕政策的公务人员，也趁机谋私。据吴国桢讲：“三青团和特务，至少其中某些人从这次改革中发了财，这是人所共知的。例如一个表店陈列着许多表，由于价格冻结，做特务的人会走进去说要买全部存货，当可怜的主人拒绝时，特务就会出示身价证，并威胁要立即逮捕他，因为他拒绝按限定价格售货。于是店主只得全部出卖存货，得到的都是金圆券，而店主与特务都知道，它们很快就会一文不值。”…[详细]
左：蒋经国手持《币制改革》，1948年10月摄于其上海办公室;右：“打虎”期间民众游行举出“打倒奸商”标语。
“打虎”失败，蒋经国以悲情英雄形象安全着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