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宋美龄在好莱坞露天音乐厅为抗战演讲。蒋氏日记曾谓：“除妻之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份责，代用一份心。”
但重德甚于重才本是蒋氏大陆时期明确的用人标准，其抱怨实在没有道理
但严格说来，由蒋氏来抱怨党内没有人才是没有道理的。一者，蒋氏大陆主政时期的用人标准，本就一直是重德甚于重才。1933年4月23日，蒋氏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用人之道：“绪山谓：(王)阳明用人之法，不专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为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以自利其身已矣，故无成功。是诚吾之药石也，中正勉之。”
败退到台湾后，蒋纬国也曾就用人标准问题，与乃父有过一番辩论。据蒋纬国回忆：“有一次为了一个想法——选择干部究竟是道德重于学术，还是学术重于道德，我们争论了两个礼拜。最后父亲接受我的意见。一般来说当然是道德重于学术，不过，我认为在方法上一定是学术第一，不讲道德，因为我们不能寄托在道德上，我们说某人是个了不起的君子，这是从结果显示，而我们选择干部时，事前无法知道他的道德是否崇高。所以事前选择干部的依据只有学术，学是理论、术则是方法。我举了一个例子向父亲说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学无术的人，带头者道德学术兼备;另一群人则是学术超群，带头者也是道德学术兼备。前者带的这一群人虽然品德好，但不学无术，他自己虽然品学兼具，但是这也要帮忙，那也要帮忙，非常辛苦。我跟父亲讲：‘那就是您。’”——所谓“那就是您”，显然系指蒋介石事无巨细，样样包揽的治国模式。
二者，党内无人，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也是蒋氏事必躬亲之“独裁”的结果，而非止是原因。以军事将领群体为例：蒋氏对他们的不信任固然有因——黄埔早期训练时间甚短，所学有限，抗战之前，亦多无大兵团作战经验，故而如丁治盘所言，蒋氏“老是觉得这些毛头小子会出乱子而不放心……什么事情都不能放心他们去做，而事事干预他们，而且干预得很厉害”。即便是亲信如陈诚者，亦视如未毕业之学子，时刻不忘加以指导。这种干预的后果，则如李宗仁所说，“(中央军的将领都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蒋氏还曾对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说：“你们副院长、各部部长，以为我不懂经济，其实我何尝懂外交。我的军事是苦干成的，今日外交的形势也是我们苦干的结果。如果你们懂经济，拿出办法来，否则就应听我的话，照我的意见做。”蒋氏既如此说，下属为了不负失败责任，也往往乐得凡事无动于衷，一切静候蒋氏指示。从这个角度上讲，所谓党内无人，实是蒋氏自己一手造成。…[详细]
事实上，蒋氏也知道管得太细，“实嫌有失体统”
蒋氏当然也知道自己连马桶的清洗时间都要管，实在是有失体统。为此，他曾多次要求各级部门接到自己手令后，不许原文使用手令向下级再次传达。譬如：1941年5月，蒋氏发觉后方食盐供应吃紧，曾向主管盐务的财政部发了一道手令，要求“后方各省食盐，对其购买应加限制，以后每人每月只准购买八两”。该手令被财政部全文引用，转发给各级盐务办事处，令蒋氏十分生气，随即再次给财政部下达手令，称自己的手令“多系就主要方针而言”，财政部拿到之后，“不应照录手令，以原名义照转所属，甚或竟以布告军民”，财政部的下法文件称“奉本委员长手令，后方各省食盐对购买应加限制，以后每人每月只准购买八两等字样，实嫌有失体统!”内心虽犹如明镜，奈何恶性死循环已成，终是无力回天。…[详细]
1961年，蒋介石与陈诚(左)。蒋氏曾竭尽心力指导陈在修身上下功夫;陈却认为蒋推崇的王阳明“蔽于文”。结语蒋氏曾在日记中喟叹：“旧党人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而非党员则接近不易，考察更难。再之，山林之贤，今不可复见。”天下无才，于是乎，他只好去玩“以一人治天下”的“孤家寡人”游戏。国民政府日后的溃败，与此恐怕大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