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甚至还用手令规定了防空洞外马桶的清洗时限。5月30日，蒋氏下达手令：
“吴市长：防空洞外新设各厕所，其便桶应规定解除警报以后三点钟以内，必须清除洗净，各区警长负责检查，不得疏懈。市长与警察局长亦应轮流巡察，凡有不洁净、不照时刻实施者，应严加惩处。”
1942年3月23日，蒋氏又手令贺国光，就市内公共厕所的清洗规范作出具体规定：
“贺市长、唐局长：前令每保设立一公共厕所，现在有否实行，对于此等厕所之清除，应规定每日早晚两次。即责成警察督导人民实施为要。”
综而言之，在这106份手令里，大至房价、物资配给、难民救济，小至厕所设置、马桶清洗，蒋氏无不包揽。蒋氏如此重视重庆市政，固有战时陪都形象关系国际观瞻的因素在内，但手令之细碎，乃至还有“重庆市建筑与道路，必须预留装置地下电线电灯之设备为要”这般谆谆提醒市政府的手令，实不免给人一种视市政府为无知幼童尚未成年的印象。…[详细]
1941年，重庆某处的地下防空洞。蒋氏手令，曾对防空洞内的厕所设置问题，有过许多非常细致的指示。
蒋氏自我辩解：人才太少，“所用之人，几无一如意”
蒋氏之近侍陈布雷曾讲：“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事事要亲自处理”;蒋氏则时常感叹：“世道日非，人欲横流，欲得一贤能之士为助，如何求之”。殊不知，这对矛盾，其实互为因果，乃一死循环。
军政要员们都很烦恼蒋氏事无巨细的“独裁”
蒋氏对重庆市政干预之深入、细碎，其实只是其大陆主政时期治国模式的一个缩影。事实上，无论内政、外交、军事;无论事之大小，从会战部署到女学生的标准发型，蒋氏之干预实可谓无处不在。
蒋氏干预的主要手段，即“手令”。大陆时期蒋氏究竟发出过多少手令，迄今并无确切统计。据曾在蒋的侍从室工作过的秋宗鼎披露，仅就其个人所见，“从1936年1月起，到1948年4月止，这一段时间里，侍从室积累收藏蒋的‘手令’已达120多公文箱之多。如果把1936年以前的和没有收回来的蒋的‘手令’攒在一起，恐怕还不止这些了。”蒋氏即依靠这巨量的“手令”，维系其对整个国家的治理。
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中，对蒋氏“手令”不满者甚多。1937年的忻口会战，本该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结果因蒋氏直接用手令越过阎氏指挥前线部队，导致阎氏“转下之命令早发迟到”，蒋氏“径下之命令迟发早到”，前线部队拿着两份命令，“不知所适，几乎全部错移其地位”，徐永昌因故在日记中指责蒋氏：“径令太多，又忽略通知其长官，因之误事者有之，发生误会者有之。”再如，据李宗仁《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一文披露：“长沙三次会战时，薛岳本打得很好，不料在作战正紧张时，蒋先生一个电话把军队调乱，薛岳一时无法补救，被打得踉跄大败，失了长沙。薛伯陵一气，不听统帅部撤往湘西的命令，竟把部队撤到江西去了。后来薛岳几乎为此受处罚呢!有人问薛岳为何要到江西去，薛说：‘跑远一点，他(指委员长)电话便打不通了!’这是抗战期间，高级将领尽人皆知的趣事。”不过，李宗仁乃桂系领袖，与薛岳地位不同，故而敢于事先向蒋氏声明，希望其“不要打电话直接指挥五战区的部队”，碍于派系，蒋氏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李宗仁说：“终我六年之任，委员长从未直接指挥过我五战区的部队。”
虚伪应付，则是国民党前线军事将领对付蒋氏“手令”的常规手段。据曾负责主管战地情报工作的军统局第一处处长鲍志鸿披露，豫湘桂战役期间，“黄伯韬……为了躲避蒋介石命令，早晨起来，告诉部下，如蒋介石来电话，就说军长到师部去了。电话打到师部，又说，军长到团指挥部去了。王耀武军则采取口头应付，实际按兵不动的态度。一天深夜，戴笠指示传达蒋介石命令王耀武派一个加强营，攻击日军侧背，救援衡阳第十军，……王耀武复电戴笠说判断如神，实际上依然按兵不动。”…[详细]
蒋氏则抱怨党内人才太少，“委之事权，类不能达成任务”
据在蒋氏侍从室工作多年的唐纵披露，1942年11月25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党政总检讨时，曾有委员批评蒋氏手令太多，“各部长只知道忙于应付手令”，无暇处理一般正常事务。蒋氏在会上强作辩解称：“并没有好多手令，有时想到的意见交给各部长参考则有之，正式手令甚少。”稍后，蒋氏即指示多用“手启”、“手条”名目，能不用“手令”名称者则尽量不用。
这自然只是掩耳盗铃。在针对亲近之人的批评时，蒋氏另有解释。熊式辉曾当面建议他：“不宜日理万机，陷于事务主义之深坑。……事必躬亲，终必自误”，并告诫蒋：“一等人用组织，二等人用人，三等人用手”，蒋的回答则是：“中国人才太少，委之事权，类不能达成任务。”蒋氏还曾向史迪威抱怨将领们的无能：“在晚上，我必须醒着躺在床上，想他们可能会作些什么愚蠢的事，然后写下来并且告诉他们不要作这些事情。但是他们实在太笨了，除非你凡事先替他们想好，否则他们就会作许多蠢事。这就是带他们的秘诀——你必须先想到他们所可能会作的一切错事，然后预先警告他们”——史迪威与蒋不睦，他的这段转述或有夸张，但蒋氏对前线将领们能力的不信任，早已透过各种手令体现得很明显。蒋氏日记中更是多有此类记载：“所用之人，所有机关，几无一如意”;“除妻之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份责，代用一份心”;“对内对外，对老对少，对文对武，皆须以一身亲当。”
学者王奇生也讲，他看蒋介石日记的一个感受是：“蒋在30年代中年以后，开始出现一种目中无人的状态。所谓目中无人就是他经常感叹国民党内无人，反复在日记中强调他身边的人都很无能、愚蠢、幼稚，他常用这些词形容党内人才。……他的日记显示他认为党内无才，对别人不放心，唯有自己亲自做才能成功。例如军事上，他对任何高级将领都不放心，所以他越级亲自指挥，有时在一场战役中，他直接用电话遥控，他自己说好像亲临战场指挥一样;同时行政上也是如此。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爱兼职。过去我认为他的兼职也是一种权力欲望，但现在我认为他的兼职是出自他的不放心，所以他自己兼任省长、校长、部长等职位。一般来说，他已经是一个元首，最高的首长，如果说他要追求权力欲望，他已经达到巅峰，他没必要由高往下去兼职，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权力欲望，而是他不放心，事必躬亲的缘故。所以我认为他独裁的状态，很大程度是他认为他手下无能无才。这也是他的一种无奈。”…[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