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
当时的天津，已经到了只要是个公司，就能出具“钱银贴”的地步，“金融”成为全社会门槛最低的产业。在正规钱庄发行的票据急剧增多的同时，“有若许小钱铺皆开钱票，过于原本”，更有人“冒充银号开写银元票，乘隙荒闭，各商吃亏甚巨”。货币信用体系彻底糜烂，终于成为袁世凯所痛斥的“买空卖空之市面”。
商人“出血”
光绪皇帝没有任何表态，只是将户部的报告批转袁世凯，而这就是表态：别指望中央了。
新式铸币机大批量生产出来的铜元，因为有着高达63%以上的铸币利润，而成为财政的新的增长点，全国各地方政府都纷纷上马铸币项目，终于达到了16亿枚的年产能，4亿中国人人均40枚。连老外们都惊叹：“中国人要举其所食五谷，倾其所穿衣物，尽其所居房舍乃至所生子女，都拿来换铜以赶制货币吗?”
袁世凯故居
仅袁世凯的直隶银元局，从1902年到1907年的4年多时间内，铸造的各种铜元，足足有6亿8000万枚;而梁启超统计，1904~1908年，全国共铸造了124亿2667万枚铜元。铜元不久后就开始大幅贬值，最高跌幅达到了80%，再度引发物价飞涨，受害最深的就是使用铜元为主的草根阶层。
从“钱荒”到“钱涝”，无论是“市场”还是“市长”，最为缺乏的都是“技术”层面的规则建设。但是，当一些人还在努力修补着这艘破旧航船时，另一些人已经不耐烦了，他们要在茫茫大海上破釜沉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