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后，在另一封发给蒋的电报中，宋报告说他已经从美国高层得到保证，要蒋提出要求，他们会召回史迪威。但是宋同时提醒蒋，他确认史迪威在帮助中国取得美方军事援助时仍将产生作用。宋因而建议蒋对史迪威施加压力：“美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已表示他愿意召回史迪威，罗斯福总统的最高官员亦同意史迪威应该服从于你，你尽可以把他当成你的部属，而不必把他奉为贵客。但是你应该充分利用史迪威在美国军方的人脉关系，促使美方给予我们更多的支持。”
蒋同意把撤换史迪威的想法暂时搁在一旁，然而他和史迪威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就此结束。美国将军和中国领袖对于处理问题的不同看法，仍然继续存在，两者关系越来越紧张，导致1944年两人彻底翻脸。他们之间的不同理念，主要归咎于四个因素：
首先，近代中国领导人始终认为中国是西方帝国主义下的牺牲者，他们欢迎像美国这样的盟军来对抗日本，夺回中国失去的领土，并且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国家交往。史迪威对于中国现状与对日抗战却有完全不同的认知与看法。他看到中国内部持续战乱，他熟知软弱、腐败的国民政府，他先前在中国担任驻华武官的经历，使他对中国的民主化和改革几乎不抱希望。尽管如此，他还是欣赏中国老百姓的才能和创造力，他认定这些良好的特质被旧传统保守的国民政府所制约，难以被中国的领导人所采纳并加以利用。
开罗会议上的蒋介石
第二，史迪威的首要任务在于阻挡日军进入缅甸。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缅甸，催促蒋提供更多的军事与人力资源。然而蒋身为国民政府的领导人，需要保卫整个中国，而不能只单独考虑缅甸。
第三，两人对于对抗日军的战略也不相同。对于中国来说，抗战的首要任务是收复失地，统一国家，而美方的主要看法却是支持国民政府在战争中挺住，以牵制日本大军。盟军仅体认到，一旦中国对日本投降，那么日军将会把其兵力从中国战场转移到其他地方，威胁盟军。
第四，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应付史迪威的过程中深感挫折。史迪威多次催促宋子文要求蒋介石“任命一真正有能力的指挥官，给予他真正的威信，并对战果负责”。史迪威看不起蒋手下的众多将军。他向蒋抱怨中国军官的素质太差，认为中国将领能力乃“二流”，并告诫蒋如果他依然把大量军务交给这样的将军，“那将是白费力气”，且将会“在美英诸盟国之间，产生极为不良的印象”。
有如上因素，吾人也就不足为奇为什么史迪威和国民政府领导层的关系是如此恶劣，而且越来越糟糕。在史迪威和蒋、宋的多次交手中，史迪威反复表示他对国民党将军的强烈不满，以及和他们之间的恶劣相处关系。宋的私档中处处可显示蒋和宋是如何忍受史迪威喋喋不休的抱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