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华辅是十年内战时期的老党员，1949年初在成都被捕。特务用酷刑(背“火背兜”)逼供，他熬不过，供出了川康特委其他领导人和国民党军队系统的党员干部，以及与党有密切联系的高层民主人士，造成严重后果。涂孝文曾是党的“七大”代表，后任川东特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为冉益智出卖，在万县被捕。特务用棉被蒙着他的头，乱棍毒打。他供出江姐等30多人，后果也十分严重。他们先后被押解到重庆，先在集中营内的杨家山受优待，后来关进白公馆。在狱中同志的劝告和教育下，他们拒绝再供人，拒绝参加特务组织，拒绝带特务抓人，终被敌人公开枪杀在大坪刑场。客观地讲，他们与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这几个死心塌地的叛徒有所不同，可谓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但这“失足”所带来的是多少人头落地！“失足”也不是偶然的。狱中同志对涂孝文的剖析是：“为人很小心谨慎，作事也踏实，不遇风浪确实是优秀的，但是在严格的考验下，仍然没有及格。”可见，“以涂的素质来讲是很不够，很不彻底的。”《报告》指出：狱中同志“希望组织上对选拔干部，审查干部，培养干部一定要进一步的谨慎和严格。”从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自身来讲，增强党性锻炼，提高政治素质，则必须是自觉地、终身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实践。
■狱中同志把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的教训提到路线高度来认识，认为当时川东党组织的领导人是从右摇摆到“左”
狱中同志在讨论中提出“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这里前半截是指川东地区党组织在贯彻执行“隐蔽”政策中搞右了；后半截是指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搞“左”了。
狱中部分同志认为，随着1947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跃进大别山，解放战争向前发展，川东党组织发动农村武装斗争时，“发生了与原来过右作风相反的过左的盲动作风。”至于“隐蔽”方针的贯彻执行是否右了，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是否“左”了，至今在当年亲历的老同志中和党史学界还存在不同意见。但无论如何，这里所提出的要注意路线问题，不要左右摇摆，特别是不要以为越“左”越革命，这一个基本观点很是难能可贵，有着深远教育意义。
■历史已作出了公正的裁决，叛徒和特务终于没有逃脱历史的惩处
烈士们牺牲前，强烈要求革命胜利以后严惩叛徒特务。被点名要求缉拿的直接虐杀革命同志和参加实施大屠杀的特务有：毛人凤，军统特务总头子，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副局长，直接秉命于蒋介石策划大屠杀；徐远举，军统西南特区区长、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实施大屠杀的主要主持者；周养浩，军统西南特区副区长；雷天元，二处科长；左志良，二处科长；张界，二处主任法官；陆坚如，二处科长；漆玉麟，二处行动组长；李磊，渣滓洞监狱看守所长；徐贵林，渣滓洞监狱管理组长；白佑生，渣滓洞监狱前训导组长；陆景情，白公馆监狱所长；杨进兴，白公馆管理组长；张鹄，白公馆监狱前所长。点名缉拿的叛徒有：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骆安靖。这些曾经疯狂一时的特务叛徒，除毛人凤和陆景清、雷天元逃往台湾以外，其他人员在大陆解放以后全部被捉获。
总之，“狱中八条”是几百烈士用鲜血和泪水凝铸出来的，它虽朴实无华，明白简洁，却揭示了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发人深思，仍有一定的现实警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