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说来，如果一个民族在战争其间，出现了大量以本民族对抗的所谓“卖国贼”，这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出了问题——换言之，这个民族是否有一个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的问题。如果有这样一个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在民族危亡之际，国人就会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共御外侮而不屈;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国人就会分崩离析，认贼作父，甘愿当亡国奴，甚至当卖国贼。这个所谓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既包括了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也包含着现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给国人的影响。
然而，独裁统治，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缺乏亲和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中华民国建立后，并未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相反是军阀混战，人民涂炭，外强凌辱，国运日衰。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开始了并吞东亚的“圣战”。抗战一开始时是个什么情况呢?据迟浩田将军回忆，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八个日军士兵五支步枪，一挺机枪，赶着一个县城数万军民弃城而逃。于是，连汪精卫，那个当年在同盟会时刺杀满清摄政王被捕后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人物，都当了中国最大的汉奸。
在抗战前后，不但一般社会成员好多对国家的观念模煳，就是当时的统治集团和军事集团，由于利益的不同，对国家的认同也是有诸多复杂的情况。蒋介石政权建立后，在政治上实施独裁统治，铲除不同政见者，从而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斗争十分激烈。在蒋介石独裁政治的压制下，一批大汉奸便以此为借口脱离蒋介石独裁政府，打出“曲线救国”的旗号，“理直气壮”地投入到侵略者的怀抱。军事独裁，将“杂牌”部队推向了日军阵营。这些“杂牌”部队在心中充满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一些思想狭隘的“杂牌”部队将领便为保存实力，或为私欲，或为怨恨，而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生活的穷困，使许多老百姓将参加伪军作为谋生的手段。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民不聊生。迫于生计，许多老百姓不得不在日本占领区为日军服务，或通过参加伪军来谋生，从而充当了日军侵华战争的走狗。汪精卫伪政权的日籍顾问影佐祯昭为笼络伪军，曾对汪说：“绥靖部队并警察驻屯于都邑者希望其给养能每人每月二十五元，阴历正月请主席平均赏给每人五元，于人心收揽上可生甚多之效果。”这些薪金在当时足以让伪军士兵养家糊口。在金钱的吸引下，不断有下层的民众加入伪军队伍。
此外，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我国东北广大地区，很快又攻陷京、津地区。于是一些人被吓掉了抵抗的信心。甚至连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也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他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在这些高官的影响下，许多汉奸官员也认为“日本经济发达，势力强大，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打是打不过的”。而日本为了弥补在战争中人力、物力的不足，也十分重视利用扶植汉奸伪政权，利用伪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总之，政治不清明，经济不发展，社会不安定，必然会造成整个民族的国家认同趋弱——这就是抗战中，汉奸大量涌现的根本原因。
抗日战争，我们是战胜国。然而，我们的胜利却只能说是一场惨胜——据战后统计：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还不包括1931年9·18事变后到1937年7月7日之间长达6年的侵华战争)中国有近1000多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总共达6000亿美元(这些损失还不包括被日本强盗在战争中屠杀了的3500万中国同胞的生命的价值)，6000亿美元，按当今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也就是将近50000亿人民币。当然，这还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损失，在精神层面，日本侵华战争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荼毒，更是罄竹难书，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