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慈禧之外，大清国其他重臣们的表现一样显得极为拙劣甚至无耻。帝国名义上的统治者光绪皇帝被珍妃的枕边风吹得不断卖官鬻爵，甚至差点让一文盲当上四川盐法道一职。而光绪皇帝的老师，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却以一个极为小人的嘴脸出现在历史当中。这位自诩忠臣的翁师傅，在国家板荡之际，对外一副伟光正的嘴脸，极力主战，大有谁不言战，便是国贼的气势。可心中打得算盘却是“我正想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要知道在此之前，他就用为太后办寿诞的理由停了北洋海军足足两年的军费，这完全就是等着北洋海军打败仗好落井下石。这位翁师傅之所以这样干，完全是因为私仇，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当年任安徽巡抚，犯了失守封疆之罪，曾国藩上书参劾他的奏折即为李鸿章所拟。结果翁同书充军新疆，老父翁心存气死。从此翁同龢怀恨在心。一个执掌国家重任的大臣，竟然不顾国家危亡，狭私报复，可耻可鄙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
国家最高统治者如此，中枢重臣如此，地方大员也没好到哪里去。在当时的中国，除了北洋水师之外，还有两江总督节制下的南洋水师、福建船政大臣节制下的马尾船政水师和两广总督节制下的广东水师等海上力量。其中以南洋水师实力最强，拥有“开济”级、“南琛”级等五艘装备8英寸主炮的2000吨级巡洋舰，颇具实力。早在黄海海战之前，光绪就谕令南洋水师北上驰援，但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出于保存实力等原因，以各种理由托辞推诿，最终使得南洋水师未能参与甲午之战。帝党、后党、湘党、淮党挟国家利益而争权，把集团利益置于国家安危之上，这样的仗又如何能获胜？
而相对的，日本国内不但上下一心，而且事前事后的准备工作做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当中日宣战之后，日方490天出版49期《日清战争实记》，其中对中、日双方的一系列交战直至北洋完败，到《马关条约》签订，以及对北洋水师的将领、战舰、战斗力，都有详细的介绍，真可谓是处心积虑。庙堂上大清国的应对可谓是一塌糊涂，具体到甲午战争的战略战术上，同样也是乱七八糟。对于日本增兵朝鲜，清军提出了三策，对朝鲜事务颇为熟悉的袁世凯认为，牙山的清军位于日军的夹攻范围内，处境危险，建议“移营北上”，在平壤等地集中。而稳重的聂士成提出了一个更为稳妥的方案：撤军。他说：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皆落后著，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