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北京媒体的报道可谓血迹斑斑。《晨报》第二版“北京群众运动空前惨剧国务院卫队枪击群众”，《京报》的报道则是“国民拥护国权大流血”。《国民新报》则直指最高首领“段祺瑞屠杀爱国民众”。
正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的梁启超，麻醉过后在十九日下午苏醒过来，神志还在半迷糊状态，隐约听着院中人说起这大血案的惨象。而在他的隔壁病房，就住进了一个胸膈间中弹的青年。关于这天的回忆十分之多，卫队军人、请愿游行组织者国民党和共产党当事人、参加的学生和群众，皆留下了出于各自立场和视角的回忆。
这天，文学家朱自清也在现场。他体会到了死亡的沉默和鲜红的热血：“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这时并不害怕，只静静的注意自己的命运，其余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劈拍的枪声外，也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什么‘哭声振天’，只是记者先生们的‘想当然耳’罢了……”
北师大女学生刘和珍的未婚夫方其道，目睹爱人的尸体，出声大哭却被警察喝止。
面对这淋漓的鲜血，总执政段祺瑞的态度如何呢?
资料图：段祺瑞正装照
一种说法是，段祺瑞得知卫队士兵屠杀学生，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他随即赶到现场，长跪不起。他发誓吃全素以终身忏悔，他的晚年因疾病身体衰弱，医生建议他吃荤以增强体质，他仍不肯破誓，在遗言里亦嘱咐不要用荤腥祭祀。国会也立刻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贾德耀内阁向临时执政段祺瑞引咎辞职(未准)。对各学校举行的种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地报道，执政府也未敢加以阻拦。
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则给出了另外的说法。1959年，他在《文史资料选辑》上撰文《“三一八”惨案亲历记》，回忆说事件发生后，他去吉兆胡同段宅汇报，段祺瑞竟然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奖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如今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可以明确段祺瑞的真实态度，但无论如何，那些青年的血是流在了他的政府门前。鲁迅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