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让杨虎城最终下决心反蒋并发动西安事变的，仍是蒋介石的步步紧逼。1936年前后，杨的部队经过蒋介石的屡屡引诱改编，已所剩无几，而蒋还在分化其部队，收买其部下，要拿走他的最后一点本钱。同时，1936年9月两广事变彻底平息后，蒋介石陆续调集大军前来西北，加上杨虎城在西安拜谒蒋介石时“对他亟冷淡”，这就更加重了他的担忧：“蒋介石会在两广事变解决后，转而对西北采取行动”。如果蒋借剿共之名“把手进一步伸到陕西来”，夺取整个陕西的实际控制权，就像在云贵川康那样，那么他在陕西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直到这个时候，他才一改往日态度，真正决定与中共和张学良合作反蒋。此后杨虎城积极运作，他一方面在9月上旬与中共代表谈判时主动提出红军、东北军、17路军在西北联合发动反蒋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在张学良及其东北军高层军官面前不止一次表示对蒋严重不满，鼓动张学良等发动事变。
由此可以看出，正是蒋介石的分化和限制让杨虎城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因而出于自保才不得不发动“西安事变”的。至于所谓“抗日”，与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的“北上抗日”一样，更多的是政治口号而已。杨氏发动“西安事变”的这一背景，终究给国民党方面的留下了口实，也降低了杨翰“完全脱离了党派之争，为的是国家、民族”这一说法的可信度，这也就成为了其“平反”的最大障碍。
资料图：西安事变剧照
障碍二：杨虎城回国到底是否受蒋介石诱骗还没搞清楚
针对杨虎城出游欧美又回国一事，杨翰认为是“蒋介石设计了一个诱捕计划：第一步是宋子文发电，引诱祖父‘自动返国’；第二步是祖父‘自动返国’后，宋子文亲自到香港去接祖父，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查阅其所着《杨虎城大传》和其他文章，其依据无非以下4点：1、促成杨虎城回国的直接原因是1937年10月2日宋子文经日内瓦发给杨虎城的一份电报：“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据王根僧回忆，杨虎城本人也表示是因为“宋复电表示同意才决定回国”的。2、杨虎城到香港后曾与宋子文长谈；杨从香港去长沙的机票也是宋子文给的；蒋介石给杨虎城“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的电报也是宋子文转交的；同时杨虎城还曾在1937年11月30日向其部下、朋友宣布说：他得到宋子文的保证，要先去南昌见蒋委员长，接受任命，然后回西安。3、戴笠在软禁杨虎城的整个过程中，“每日都向蒋介石发电汇报请示，这些电文都存在台湾‘国史馆’中。”那么，这些能否作为认定蒋介石派宋子文“诱骗”杨虎城回国的依据呢？显然不能！首先，宋子文给杨虎城发的是询问电报，到底是“试探”还是杨虎城所理解的“同意”回国，缺乏判定的证据。而且这封电报中的“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究竟是宋子文自己的判断，还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从电文中也看不出来。还有，杨在无法判断宋子文电文真正用意的情况下，竟然没有再做详细询问，也未向国内其他人咨询，更未直接请示蒋介石，就“贸然”决定回国，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其次，杨虎城到达香港后，无论是其行程安排还是所谓收到蒋介石的电报，都是宋子文转达或转交，都无法证实是蒋介石的意思。再者，虽然戴笠在软禁杨虎城的整个过程中“每日都向蒋介石发电汇报请示”，但究竟是蒋介石有意“诱骗”杨虎城回国并将其软禁，还是在得知杨虎城执意要“自行返国”的消息之后才决定将其软禁的，也不得而知。据沈醉的说法是：“当杨启程返国消息传来，蒋立刻电召军统首脑戴笠去南昌，当面指示办法。”也就是说，杨决定回国在前，蒋密令戴笠采取措施在后，显然无法证实事先“策划”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