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文达不轻着书之原因”一节中，陈康祺这样说道：“纪文达平生未尝着书，闲为人作序记碑表之属，亦随即弃掷，未尝存稿。或以为言。公曰：‘吾自校理秘书，综观古今着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
这段话透露出来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纪晓岚活着的时候，他的“懒于着述”的特点就已经被有心人发现了。而且，纪晓岚对时人的这种议论，似乎非常感冒，忙不迭地对此一问题专门解释一番。根据纪晓岚自己的说法，他懒得着述，是因为他看的古书实在太多，知道自己纵然写得再好，也不过是在拾人牙慧，断难超越古人已有的思想，因此才主动放弃了着述的努力。
不过，纪晓岚本人所做出的这样一种解释实在有些经不起推敲。纪晓岚的确是读书甚多，见闻颇广，但是古人读书比纪晓岚多的应当大有人在。别人先不说，单说在他之前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恐怕哪个人读的书也不能说比他老人家少吧，但为什么人家这些人就没有因此而“懒于着述”呢？
再者，如果按照纪晓岚的这个逻辑，世人今后岂不是都不要再努力着述了吗？真要如此的话，“名山事业”岂不是要寿终正寝了吗？以纪晓岚的睿智，他完全应当知道，古人并没有穷尽天下所有的真理，也不可能穷尽天下所有的真理。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人的独特感悟，每个人的感悟都是不可能完全重复的。
纪晓岚纪念像
所以，纪晓岚自己所说的不愿意着述的原因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搪塞之词，他之所以没有尽心着述，写出与其才情相匹配的巨着来，明显是另有隐衷。联系到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文化界的现状，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高压的文化政策，频繁兴起的文字狱，已经使纪晓岚的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他被迫接受了精神上的“自我阉割”，从此不敢写出任何有可能导致杀身之祸的文字。众所周知，清初的文字狱是相当严酷的，而这些文字狱中相当一部分，恰恰与乾隆皇帝授命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同时。根据统计，乾隆一朝一共兴起文字狱100多起，而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期间，则发动了48起，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纪晓岚帮着乾隆“阉割”中国的古书，最清楚满族皇帝真正的心思。一方面眼见许多着作因为政治问题而被禁毁或者篡改；另一方面，耳闻目睹当代许多文人因言惹祸，或者丢掉官职，或者全家被株连的遭遇，他不能不对文字工作的危险性产生足够的恐惧。因此，智商甚高的纪晓岚只能选择“鸵鸟政策”以自保，从此以后选择谨慎为文之一途，或者干脆就什么也不敢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