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的粮食禁运：鲜为人知的冷战“武器”

　　二、欲进又止，反复权衡

　　其实，美国政府明知中国并不排斥通过商业渠道从国际市场上购粮，且正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口粮食，并在间接地探寻从美国公司购粮的可能性。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是否真能把人权与人道主义放到比冷战对峙更优先的地位加以考虑，愿意朝缓和中美关系的方向迈进呢？事实表明美国对此是犹犹豫豫、摇摆不定的。

　　在接待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中国领导人承认，1961年收成不好，是连续第三年歉收，来年秋收前的粮食供应形势非常严峻。美国政府很快得到了这个消息，进一步考虑向中国提供粮食的可行性。

　　一个名为“全国立法之友委员会”的组织，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仔细研究了应否向中国提供美国剩余粮食的问题。它认为尽管反对派的理由很多，但支持供粮的理由也很充分，特别是“这种行动将缓和共产党中国政府目前的好战态度，加强那些温和派的力量，这些温和派一定在政府中有某种权威地位”。另一方面，“有许多证据表明美国人民愿意响应中国的需要”。该组织建议：在现行的立法和政策框架内，“美国政府现在可以采取一个很简单的步骤：它可以表示不阻碍美国粮农向中共售粮的举动”。“美国粮农已表示有这方面的兴趣，但被美国官方政策所制止”。

　　“全国立法之友委员会”的意见在国会中得到多数议员的私下赞成，也在政府的辅助决策层引起反应。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副助理凯森12月21日邀集总统特别助理小施莱辛格、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拉斯金和研究助理韦格、副国务卿特别助理唐知明等，一起研讨变更美国对华贸易禁运政策的可能性。他们达成了两个结论：（1）给中国提供粮食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商业渠道；（2）任由“全国立法之友委员会”等民间组织出面鼓励美国粮农开辟同中国的销售谈判，然后申请对华售粮许可证，这种申请将得到政府有关部门“赞许的注意”。

　　这与中国方面通过商业渠道从美国购粮的想法已经相当契合了。经过一番运作，美国商务部很快于1962年初收到西雅图国际贸易公司提交的两份出口许可证申请，称中国和北朝鲜在香港的某中介机构要求分别从美国购买600万吨和450万吨粮食。但是，美国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协调会顾忌到国内的政治影响，感到非常棘手，决定不表态地提交最高决策层去仔细权衡。

　　最高决策层对中国发来的信号采取“鸵鸟政策”，拒绝借此契机放松对中美民间贸易的禁令，坚持要由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请求。肯尼迪1962年3月14日在记者会上继续宣称美国政府没有得到“中共请我们提供小麦”的信息。国务院虽然料想到中共可能知道西雅图国际贸易公司的这番运作，但仍推说“没理由相信中共已经订购美国谷物”。商务部最后拒绝发许可证，理由也是没有证据显示订单是根据中国政府的请求发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常务组也拒绝进一步讨论此事，肯尼迪、财政部长狄龙、商务部长霍奇斯、国务院的法律顾问和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都参与了这个决定。

　　于是中美之间通过民间中介机构开启贸易禁运的一次机会就丧失了。

　　然而美国政府对此事的考虑没有到此为止。

　　从1961年后期开始，随着海外关于中国自然灾害情况的持续报道，美国公众要求政府允许以各种方式援助灾民的信件，纷纷飞往白宫和国务院。负责“食品换和平”计划的总统特别助理麦戈文向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罗斯托求援：“我们被赞成向红色中国运送粮食的来信包围了。请将国务院的现行立场告诉我们！”白宫和国务院对这些信件一律以官样文书答曰：“北京政权尚未直接要求提供粮食，在未接到这种要求之前，这个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

　　国务院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常务组的决议，在仔细研究了各种背景因素后，4月4日向肯尼迪提出四项建议。其一是允许运送药品至各口岸。其二是允许将食品或粮食包裹作为私人礼品寄送中国，美国政府不要宣传利用此事。其三是由卡伯特向王炳南探询中国是否真有兴趣购买美国粮食，并告诉他，如果其他国家不能满足中国的粮食需求，美国可以重新考虑修改对华贸易控制政策。其四是劝告向中国供粮的澳、加、法政府，设法以供粮为杠杆促使北京改变对外行为方式。国务院已将第四项付诸实施，现又主张用第二项满足美国公众和世界舆论，这意味着在民间层次上有限度地开放对中国的粮食禁运。但第三项就涉及要不要借机用粮食问题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设计者们对此存在严重分歧。

　　国际上也有一股压力，认为美国应为援救中国灾情而松动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