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的粮食禁运：鲜为人知的冷战“武器”

　　20世纪后半期的冷战，使美国在亚洲陷于连绵不断的冲突，并几度卷入战争。近些年来解密的一批历史档案，揭示了冷战年代某些美国决策者面对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粮荒时，是怎样权衡人道主义和冷战政治这两种似乎难以兼容的因素的。如果当时美国政府真正能够把对人权特别是生命权的考虑置于其他政治考虑之上，就应抓住机会，向中国明确而持续地伸出缓和双边关系的触角。人们后来所津津乐道的尼克松或基辛格访华的“破冰之旅”，也许早就发生了。

　　然而不幸的是，冷战政治思维压倒了人道主义考量。粮食贸易被美国政府当成了同面临暂时经济困难的中国进行冷战的武器，加上台湾当局的干扰，中美关系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历史机遇令人遗憾地被错过了。仔细分析美国当年在这个问题上的决策过程，也许能让我们领悟到几分冷战历史遗留的教训。

　　一、考虑松动对华粮食禁运

　　自1959年秋开始，中国连年遭受粮食饥荒。中国政府除了采取经济调整措施，调动国内一切力量克服灾荒之外，还积极设法从国外寻求粮食进口。1961年1月美国政府换届之际，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粮食问题时说明：“至于进口，目前正在谈判，可能与美国签合同”。

　　由于中方资料有限，我们尚不知道中国当时究竟是在同美国哪个机构洽谈进口粮食的合同，但从各种迹象来看，这里指的是同美国商家而不是同政府谈判合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粮国之一，粮食生产过剩。中国政府探索按国际贸易的常规从美国民间进口粮食的可能性，可能是含有多重考虑的。

　　肯尼迪新任伊始，即面临怎么对待中国粮荒的问题。美国民间许多人愿意向中国提供粮食。据1961年3月20日公布的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回答美国应该把剩余粮食提供给中国的人占52%，回答不应该的人占37%。 参议员汉弗莱公开提议通过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向中国提供美国粮食。新政府内也有人建议趁中国遭受粮荒之际，适当放宽对华禁运政策，从而为整个对华政策的调整做一个自然的铺垫。

　　肯尼迪的主要顾虑在于国内政治。八年前在“丢失中国”的指责声中失去执政地位的民主党，再度以极微弱的优势胜选上台后，不敢立即对中国采取缓和关系的措施。肯尼迪初步考虑后，决定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保留松动对华贸易政策以响应中方购粮要求的余地，但暂不采取主动，等待中国方面迈出第一步。1961年1月25日，肯尼迪在其第一次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中国向美国表达需要粮食的愿望，美国愿意认真考虑。但他强调：首先，中国此时正出于明显的政治目的向一些国家出口粮食，其次，“我们没有来自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表示，即他们会欢迎提供任何粮食”。“中国政府最近这些日子对我们表现了相当好战的态度，没有直接或间接、私下或公开地表示他们会对美国的任何行动予以积极的回应”。

　　这时，传来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商轮向中国运粮，愿付现金从美国石油公司获得加油服务的申请。在2月1日肯尼迪主持的第1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有人提议考虑修改美国关于不许给持有共产党中国的准航证的自由世界船只加油的政策。只要这些船只运往中国的只是食品，并付现款，就可以给它们加油。肯尼迪要求国务院研究这个问题，特别是能否由加拿大政府来要求做政策上的这种变更。财政部长狄龙要求总统批准给这类船只加油，因为中国正在闹饥荒。总统特别助理达顿则建议否定这个要求，理由是会引起国内对新政府的攻击，造成对“红色中国”将有一个新政策的糟糕信号或实际开端。肯尼迪会后要求国务院进一步研究给向中国运粮船只加油的可能性。但经过反复考虑，他同意“在目前这个时候不宜对政策做这类变更”，遂于2月3日下令美国公司不得给向中国运粮的船只加油。他在这里使用“在目前这个时候”，即含有未来变更有关政策的余地。

　　美国希望中国先有所表示。3月4日，美国国务院给新一轮华沙中美大使会谈的美方代表比姆下达训令：如果中方主动提到粮荒问题，比姆应该解释：如果中国真的想要或需要粮食，美国愿考虑响应这个需要。

　　但是，中国方面历来把美国的“粮食换和平”计划看作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战略”的一部分，当然不会主动要求美国政府供粮，而是只同美国民间商业机构洽谈进口粮食的可能性。其实美国政府4月4日由中央情报局牵头作出的《特别国家情报估计》已经断定：“即使在饥荒遍野的情势之下，我们相信北平也不会接受美国提供的食物。”

　　在空等一段时间以后，美国终于走出了第一步。在6月29日第105次中美大使会谈中，比姆主动提出了允许美国公民给中国大陆人士寄送食品包裹的建议。不出美方某些人所料，中国大使王炳南当即表示：中国将靠自己的努力克服自然灾害，不要任何“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