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潜伏天津：那些不为人熟悉的“余则成”们

　　由于天津工委提供了大量翔实的军事情报，使得解放军的攻击炮火准确无误。天津老百姓纷纷传说：“解放军炮弹有眼睛，只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陈长捷也不得不承认：“解放军虽是长途骤临，却能了如指掌，得以恰当选攻要害，一举打碎防阵的体系以至不可收拾。这等情报的提供，是共产党地下工作组织深入、机敏与细致到神秘莫测的地步。”

　　天津战役结束后，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苏进同志，手持地下党特殊的城防图，乘车沿城防公路转了一圈，对照了实地的城防工事，他的结论是“基本准确”，尔后，他感慨地说：“有了这样的地下党，还有什么城市攻不下来？”

　　做好统战工作

　　为配合我军解放天津，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地下党特别注重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一方面，向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宣传我党城市政策，动员他们保护工厂和商店，安定民心，并通过他们做国民党当局的工作，尽可能地减少战争对天津的破坏。另一方面，做好文化、教育、科技界知识分子的工作，并通过他们团结更多的人民群众。

　　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天津永利久大化学工业公司董事长李烛尘、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中国纺织总公司天津分公司经理杨亦周等实业界和政界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947年8月，完成学业的李定，经党组织安排，在天津《大公报》担任记者，有了一个公开活动的身份。而他隐蔽的职务是：中共天津市工作委员会成员，《大公报》地下党负责人；后来又在“迎接天津解放行动委员会”中负责职业青年工作。党组织先让他负责联系学校的工作，后来又让他从事社会方面的工作---通过与一些民族工商业上层人士的接触，及时获取有关国民党的情报，做策反工作和开展对敌斗争。李定后来任天津市统战部部长、“文革”后调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与他这一时期的工作自然分不开的。

　　当时，李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工商界，并选定地位最高、名望与影响最大的李烛尘为统战对象，再通过李烛尘去影响工商界。李烛尘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是同乡也是同学；他同时也是董必武等人的好友。李定经常去专访李烛尘，报道他的“只有和平才可以发展工业”、“只有停止内战才可办好工业”等观点，也让李烛尘谈对时政的看法。他报道过李烛尘对国民党的看法：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所谓“接收”实际上是“劫收”；他也报道过李对“四大家族”之一宋子文的揭露与谴责。

　　当时，李烛尘在天津组织了“工业协会”以团结工商界人士的“三五俱乐部”。李定是这家俱乐部的常客，他主动到“三五俱乐部”去演讲，介绍国内外形势，赢得了工商业界人士的信赖和赞誉。

　　李烛尘等人的工厂都被国民党列入了南迁计划，就在他们陷入两难之中，天津地下党及时找到他们，为他们讲解共产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特别强调我党对民族工商业不但要保护，还要帮助其发展。同时，希望他们出面在工商界做工作。李烛尘多次在“三五俱乐部”和其它一些场合宣传我党政策，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企业南迁的种种实际困难，使得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放弃南迁工厂计划。

　　1949年1月13日，就在我军发起总攻的前一天，李烛尘还亲自找到陈长捷，劝其放下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