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潜伏天津：那些不为人熟悉的“余则成”们

　　国民党教育部也密电北洋大学南迁福建厦门（或江西萍乡），并拨来巨额经费敦促尽快行动。黎智指示学委负责同志立即与该校内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发动党员和“民青”、“民联”盟员及进步群众，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宣传，特别是以东北学生入关后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受尽流亡之苦为例，说明决不能南迁的理由。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北洋大学终于在12月5日的全校师生会议上通过了不南迁的决议。

　　在下令北洋大学南迁的同时，教育部还电令南开大学部分教授“离津南飞”，并送来免费飞机票。黎智亲自以天津地下党负责人的身份在南开大学分别向肖采瑜（校教授会主席）、吴大任（校教务长）、黄子坚（校秘书长）等做工作，并和着名教授綦秀惠、滕维藻、辛毓庄等分别谈话，希望他们帮助党做工作。肖采瑜明确表示：“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12月15日，天津各大学学生和教授拒绝国民党政府的南迁命令，随后，南开大学、河北工学院、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以及私立津沽大学等大学相继作出不南迁的决议。

　　护厂护校斗争的意义是深远的。1949年1月15日下午，天津解放的当天，发电厂就开始供电，为保证全市供水、恢复通讯、恢复工业生产作出了贡献；原天津国民党市党部机关报《民国日报》被解放军顺利接管，出了大字套红的号外，17日，《天津日报》正式出版，所用纸张、油墨、印刷机等，全是工人们事先准备好的。

　　大量情报让解放军炮火准确无误

　　对于炮兵来说，有一张敌人防御工事图，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于给炮火安上了眼睛。

　　刘亚楼回忆道：“华北地下党组织特别是天津地下党的同志，供给了详尽的天津敌情资料，连每一座碉堡的位置、形状、守备兵力，都有具体的交待。这就使我军掌握了情况，因而下决心，制订作战计划，部署兵力，都有了确实可靠的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侵华日军原有工事的基础上，利用天津河道众多的地理特点，花巨资在市郊修筑了防御工事。1948年6月，陈长捷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后，又在城西和西北构筑数十个钢筋水泥结构的碉堡群。还环绕天津挖了一道宽10米、深5米的护城河，引进运河河水，在河的内侧筑一道土墙，装上电网，每隔三四十米修筑一座碉堡……陈长捷自诩防御工事“给天津穿上盔甲”，固若金汤。

　　参与获取《天津城防堡垒化防御体系图》的同志有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领导的天津市政工委书记王文源和麦璇琨、张克诚等。

　　1947年3月下旬的一天，天津市伪工务局第一区工程处的主任欧阳推，让麦璇琨陪他一起去湾兜至八里台一带勘察即将动工的城防工事现场，并让麦璇琨当这段工程（第八段）的工程员（现场总监工）。

　　麦璇琨利用工程处主任的信任，经常借机到其它工段去查看，收集各段图纸。拿到各段图纸后，麦璇琨选用一张比例适当的天津市区街道图作“基本图”，然后将主要街道以及铁路、河流、桥梁等描在一张透明的纸上，将城防线的位置按比例套在已描好的图纸上，再把碉堡标上。碉堡的横截面、枪眼、壕沟等内容都详细地标在了图纸上……

　　有一天，麦璇琨趁大家睡午觉时正在画图。一位监工员突然推门而进，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张没有绘完的工事图问：“你是不是在学张松献地图？”当时把他吓了一跳，但麦璇琨仍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别开玩笑了，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早？”这样就巧妙地应付过去了。整个城防工程图绘好后，于1947年9月交给了地下党负责人王文源，这张图就是《天津城防堡垒化防御体系图》。

　　王文源拿到城防图后，立即让地下党员刘铁淳、康俊山连夜操作，将图拍成照片，并经过化学处理隐去图像，然后将一张同样大小的老人照片裱在原照片上，再由赵岩送到了解放区。

　　张克诚时任天津市工务局建筑科公务员，负责验收城防公路。一天，坐在他对面的工程师因事外出，城防图随手放在了书架上。张克诚将图偷回了家，用了两个晚上把图描了下来，然后缝在棉裤里，让他妹妹（中央医院医生）送给黎智，然后转交给了围城的解放军。

　　1949年1月初，为了对付解放军的攻势，陈长捷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刘仁急电黎智，要求尽快弄清此次守军兵力换防的详情。《大公报》记者、地下党员李光诒，利用在国民党华北联勤总部第十二兵站少校秘书李贻亮的亲戚关系，在发军饷时弄到了有部队番号、驻地、人员和枪支的花名册。这些情报通过地下电台报给前线指挥部。刘亚楼综合各方面的情报，作出了“避实就虚、东西对进、拦腰斩断，然后分别向南北推进，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策略，保证了天津战役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