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团初到联合国：驻地发现200多个窃听器

　　由于打前站的人对代表团成员的情况并不熟悉，结果把施燕华和另一位男同志分在了同一房间。吴建民他们到了，才发现弄错了，遂把施燕华调到他的房间。可另外不了解情况的人提出了疑问：“咦，这一男一女怎么住到一起去啦？”又得作解释，他俩是夫妻。

　　美国方面对中国代表团的安全还是很重视和负责的，特派了双倍的武装警察在14层楼昼夜值班，24小时不间断，每班两名警察。他们面对电梯而坐，监视着每个从14层楼电梯出来的人，绝不允许受邀之外的人进入。代表团给警察们腾了一个房间，使他们可以轮流在里面休息。

　　许多媒体记者因不能进入酒店的14层，就常常守候在代表团成员就餐的酒店餐厅里，结果搅得中国代表团成员无法正常用餐。酒店遂为代表团专门新辟了就餐处，并派保安严防。过了两个月，也没出过什么问题，大家感觉还是挺安全的。

　　但到了1972年初临近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有媒体透露风声，说有人会对中国驻联合国人员下毒手。代表团随之也接到一些恐吓，就提高了警惕，连周末的“放风”也取消了。所谓放风，就是可以到美国的街面上走一走。可是这种“走一走”有要求，不能单独行动，必须两人以上结伴而行，相互“看护”。过家鼎就曾经开玩笑说：“施燕华是我的'监护人'。”而吴建民、施燕华虽是夫妇，但不算数，外出还需再另有人“陪同”。

　　为了改善除了到联合国开会就整天憋在酒店里的单调生活，常驻领导决定放个电影娱乐一下。那晚在旅馆走廊里放电影的是公务员王锡昌，他原来曾在匈牙利使馆当公务员，吴建民和他认识。然而，就在看电影的当晚到第二天凌晨在之间，竟出了人命关天的大事。

　　第二天上午公勤人员学习，可很晚了王锡昌也没有到，打电话叫他，电话没有人接，人们就去敲他的房门，许久没有回应，吴建民也被这敲门声惊动了。后来酒店服务员拿钥匙开了门，发现里面的铁链子还挂着，冲开门一看王锡昌仰卧在床上，心脏已停止了跳动。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美国的救护车来了，一检查人已经死了，调头就走，说处理后事不是他们的事。

　　此事被立即汇报到北京，周恩来马上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亲自作出指示：要代表团领导立即同美方交涉，表明事情发生在中美关系解冻之际，美方对查清此事有义不容辞之责。细心的周恩来总理还专门指示代表团，死者的尸体不能火化，务必等查清后再作处理。

　　常驻代表黄华随后约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他递交了正式照会，要求美方对此事件进行彻底调查。美国国务院后接到报告后，责成纽约市警察局进行调查。法医对尸体作了解剖检查，发现死者血液中含有致人死命的尼古丁。在检查王锡昌卧室的器皿和用具时，发现在暖瓶里剩余的水中也含有尼古丁。

　　显然，这是蓄意谋杀。凶手将尼古丁投放到王锡昌的暖瓶里，王锡昌在饮水后中毒身亡。但当班的警察追述，并未发现有陌生人进入中国代表团驻地，对环境调查后发现，王锡昌住房附近有个货物电梯，这里恰恰是守卫观察的死角。王锡昌在放电影时没锁房门，因此推测凶手是在代表团全体成员看电影时，从货梯上楼，进入了王锡昌的房间。

　　中国的要求是追查凶手，予以严惩，但美方调查了许久，最终也没能查出凶手，此事终成悬案。后来，根据国内指示，王锡昌的尸体从纽约市医院取出在美火化，骨灰放在一个深黄色的铜盒里，由信使带回国内。过了些日子，代表团听到了从北京传来的王锡昌被追认为烈士的消息。

　　在王锡昌遇害的那段时间里，整个代表团的情绪都受到了影响。当时适逢春节，已经对美国的饭菜倒胃口的代表团成员，终于吃上了盼望已久的中国菜和饺子，但人们却未流露欣悦的神情。 代表团领导要求大家提高警惕，严防再出现意外。从此大家回到酒店里，喝水分外地谨慎小心起来。特别注意的是喝水要喝新鲜的，许多人宁愿喝凉水。如果要喝茶，用热水时一定要现接水现烧开了，热水瓶里的陈水绝不再用。

　　也是出于安全考虑，代表团成员们非因公更不能随便外出了。除了到联合国总部开会以外，大家全部时间消磨在旅馆里，收看美国电视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娱乐方式，以致这些身居纽约的人，对纽约的大致地貌也说不清楚。

　　26届联大结束后，联合国的会议也进入“鼓瑟稀”的阶段。乔冠华等离开美国后，人一下子少了一小半，留下常驻的约有30人。热闹劲儿过去了，罗斯福酒店14层的70多个房间依旧照租着，但住在里面的人却更多地体味到沉闷和压抑。

　　此刻，购置永久性住所成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头等要务。其实，寻找合适办公地和住所一事从抵达纽约起就从未间断，看过的房屋已不下数十处，但不是房子面积太小，就是年久失修，或售价过高又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