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团初到联合国：驻地发现200多个窃听器

　　对于常任理事国的分量和优越，吴建民一进联合国就感觉到了。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在联合国就是个人物了，所有的人马上就都认得你，连警察都认得，一进门就给你敬礼。其他代表多了，有些年头了，别人也不一定认得。

　　在会议大楼里面，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有办公室。当时给中国的一个办公室面积不小，临窗可以俯瞰纽约的东河，但平常日子并没有人在办公室里待着。乔冠华几次率团开联大，会前会后就在那儿休息一会儿，和其他成员聊聊天。有几次聊天吴建民也在场，他感觉乔冠华有学问，有文采，也有激情，是性情中人，有时说到动情时，眼泪就掉下来了。

　　虽说秘书长是联合国的最高长官，但秘书长的产生却非要过常任理事国这五关不可。曾经一度，由于“五常”当中有人使用否决权，数位秘书长候选人不是胎死腹中，便是临选流产。坐上秘书长的座位后，也必须与“五常”国家和代表搞好关系。而“五常”的常驻代表也绝非等闲之辈，一般都是有过副部长头衔的资深大使。“五常”的工作班子也是最庞大的，其中美国有上百人，苏联有六七十人。

　　中国代表团11月中旬到联合国，而秘书长吴丹的任期再有一个半月就将届满，奥地利的常驻代表瓦尔德海姆此时正在全力争取当选。当时各成员国对由谁来做秘书长继承人，意见并不一致。几轮意向性表决后，人选集中在得到非统全力支持的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和得到美、英、法青睐的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瓦尔德海姆两人身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先后经过7次磋商，最后才达成妥协，瓦尔德海姆出任了秘书长。

　　当时的中国理所当然地坚决支持由亚非拉国家代表出任联合国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要想当选，必须过中国首肯这一关。瓦尔德海姆很清楚，如果中国固持原有态度，他是无法坐到秘书长的座位上的。因此他迫不及待地要和中国代表团接触，以求说服中国态度有所松动，起码不坚持抵制的态度。在他的一再约请下，中国常驻代表黄华同他见了面。

　　那是12月初的一天，吴建民也在场。瓦尔德海姆长得又高又瘦，一见到黄华，就握着他的手说：“阁下，我的命运掌握在你手里。”吴建民当时的感觉是：傲慢的西欧人也有低三下四的时候，因此留下很深的印象。时间长了，他才意识到这是“五常”的分量在起作用；同时他也感到在外交问题上，有时态度需要灵活。

　　瓦尔德海姆当了秘书长之后，不敢得罪美国。对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也都比较照顾，因为得罪了哪一家，事情都不好办。瓦尔德海姆于1972年1月1日履新后，中国提出中国应该有个副秘书长，他很快就有所回应。于是，联合国有了第一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秘书长，他就是中国常驻副代表唐明照，分管政治、非殖民化、托管地事务。

　　刚到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对联合国秘书长也表示了相当的尊重。联合国的第三任秘书长吴丹晚年长期身体欠佳，此刻他正在纽约的鲁瓦医院治疗，乔冠华一到纽约就带了几位代表团成员前往探望。

　　在见面时，吴丹向乔冠华讲述了他1954年曾到过中国的往事，还说自他担任秘书长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实现联合国的普遍性，但过去的联合国像个瘸子，现在恢复了中国的席位，才真正进入正常状态。他告诉乔冠华联合国目前正倾力做三个方面的事情，他将这三件事缩略为三个“d”：decolonization，非殖民化；development，发展；disarmament，裁军。

　　把非殖民化、发展、裁军三件事用三个“d”代之，简洁而让人印象深刻，一下就忘不了。这使吴建民注意到，许多事、许多道理，如果平铺直叙的话，或许什么作用也不会起到；但如果使用一种技巧，则只须用好简短的几个词。在联合国日后的经历，使他愈发加深了这一感触。

　　五

　　“火柴盒”是联合国总部的秘书处办公楼，联合国的秘书长办公室在大楼的38层，第39层是设备层，联合国的图书馆、档案资料室都在这座楼里。后来，吴建民知道了通过数窗户的多少，可以推测某个人在联合国里担任的职务，比如秘书长办公室有5个窗户，副秘书长的办公室有4个窗户。

　　中国代表团到联合国后碰到了一些前所未遇的问题，例如开会时每个国家座位前，要放一个标明国家的牌子。当时有好几种选择：可以标people'srepublic of china，也可以标china，还可以用prc的缩写简称。中国代表团领导向国内作了汇报，国内经研究，决定用china。时隔多年后，吴建民感到第一代领导人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因为china照顾到了两岸，更能代表一个完整的中国，同时可以有效地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借此做政治文章。

　　中国代表团一到纽约就积极展开活动，在大会上亮相，在会下频繁拜会各国代表，这种灵活而不失原则的姿态，赢得了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赞许。这些国家也都对同中国代表团接触怀有很高的兴趣，各代表团举办什么活动，也都邀请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因为活动多，代表团的成员们不得不分头参加不同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