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撑危局：周恩来在“文革”时期支持核发展计划

　　张爱萍曾回忆“恩来同志如同保护许多同志一样竭尽全力救我于水火。在罗瑞卿同志突遭厄运时，恩来同志派我去大西北基地指挥第三次原子弹试验，这当然是工作的需要，但也有很浓的保护色彩。在揪斗成风时，他又任命我为总理联络员，在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处理部院合并的事宜，这虽然也是势在必行，但也有让我避开风口浪尖的意图。可是，我终于在他力不能及的情况下，被投入了一个秘密监禁人的地方，被扣上了一长串置人于死地的大帽子”。

　　为防止“造反派”的夺权行为干扰尖端武器研制，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首先在国防工业等相关系统实行军管。

　　正是由于周恩来的倾心维护，1967年的5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的加工装配以及试验准备工作才全部完成。5月9日，周恩来主持第十八次专委会，要求6月20日之前做好氢弹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于6月1日至l0日，陆续提出六七月份试验场和烟云经过地区的详细的气象资料，再决定试验日期。　6月初，正在准备氢弹试验的关键时刻，七机部一个名为“九一六”的“造反派”组织居然占据了国防部大楼。由此可见，尽管三令五申，国防工业系统也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6月3日，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九一六”派：立即撤出，如不撤出就不予接见。当晚10时至次日凌晨4时，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群众组织代表和军管会代表，指出：七机部“九一六”在国防部搞“万炮齐轰聂荣臻”是错误的，你们要承认错误。批判领导干部可以，但不能揪斗，必须给他们足够时间去工作。现在，中央有任务下来了，就要把批判往后推迟。不要搞疲劳战，以免造成事故。

　　周恩来的讲话，使“造反派”多少有些收敛。　1967年6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小会，研究氢弹试验的时间等问题。为加强领导且保护聂荣臻，周恩来说：“聂老总，恐怕还是要请你去一趟罗布泊，可以吗？”聂荣臻心领神会地回答：“义不容辞！”

　　6月l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是中国进行的第六次核试验。

　　12月10日，周恩来召集中央专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研究即将进行的第七次核试验问题。针对“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周恩来下了命令：“一切两派争论都要停止，服从最高利益，全力以赴，形成整体。”

　　在周恩来的精心领导和安排下，l2月27日，我国第七次核试验取得成功。

　　时间进入到1968年，派性斗争已是难以调和，国防工业受到的干扰越来越严重。

　　4月20日，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七机部等单位的代表说：“要允许别人犯错误，不要把别人一棍子打死。国防科委几位副主任有错误，要帮助他们改正。赵尔陆同志死了，有人还要打倒他。说句公道话，这个同志一直在后勤工作，勤勤恳恳。活的要保，死的也要保。聂荣臻同志我很熟，我们是老战友，毛主席要我帮助他。不能说国防科研、生产中有坏人，领导就一无是处。国防工办、国防工业部门做了很多事情是合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国防科研、生产、教学上也是做得对的。各有中心，各有重点，不然，我们的东西怎么能上天？现在国防科研、生产、教学急需组成班子，不能再等了。生产上不去，我很痛心，再不能耽误了。应该赶快结束争论。”

　　7月初，国防科委机关“造反派”诬蔑聂荣臻“捏造毛主席最高指示和林副主席指示，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林副主席”。黄永胜、吴法宪据此写报告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为保护聂荣臻，7月11日，周恩来在报告上策略地批道：聂荣臻同志有错误，但“他还不是一个搞阴谋的人”。

　　1968年12月11日、l3日，周恩来召集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东风3号”中程地对地导弹的试验报告。14日，他向毛泽东建议批准这次试验，并说：“试验结果，无非成功或失败，即使失败，也可在发射过程中取得改进根据，以利再试。”

　　12月27日，我国用自行研制的“东风3号”导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热核试验。

　　在“文革”乱局中，周恩来始终坚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以保证尖端武器试验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正是由于贯彻了周恩来的指示，我国的“两弹”试验和外国相比，事故最少，伤亡最小，成功率最高。

　　1970年2月8日，周恩来提出，要在国内搞核电站，要靠发展核电解决上海用电问题。后来，他又指示说，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外，还要搞核电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