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撑危局：周恩来在“文革”时期支持核发展计划

火箭运往塔架准备发射

　　可能是预感到国内的形势越来越不乐观，继1966年3月11日召开中央专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后，周恩来又在四五月间，连续三次主持召开专委会会议，研究进行热核试验等问题。终于抢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前，在5月9日，成功进行了一次热核试验，即通常所说的第三次核试验。

　　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回忆说：“1966年6月30日，周恩来还亲自到火箭发射试验基地视察工作。同年9月，当我国核弹、导弹结合试验的工作准备就绪时，周恩来又亲自过问实验工作的许多细节，包括导弹飞行弹道、爆点、安全自毁装置等，并一再指示，要绝对保证安全。直到国防科委、二机部、七机部对‘两弹'结合的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装置‘冷'试验和‘热'试验的安全可靠性进行了证实后，周恩来才放下心来。”

　　“文革”狂飙中的9月2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他既要表态支持“文革”，又要最大限度地保证国防科技事业少受干扰，其把握难易程度，不言自明。他在会上宣布：“中央已决定，工厂企业、研究机关、农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一律不组织红卫兵。已经组织了的，要协商取消。把劲头用到科研生产上去。原子弹爆炸，有专家的功劳。这些人不是资本家，不是右派，只要他们积极工作，即便是在思想上有毛病，在工作上还是要团结。”

　　10月8日，周恩来明确提出，对核试验要武装保卫，排除“红卫兵”的干扰，保证试验安全进行。

　　10月27日，装备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东风二号，准确命中目标，“两弹”结合飞行试验获得成功。

　　周恩来又不失时机地指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

　　在此期间，专门委员会还原则批准研制攻击型潜艇。　1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央专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提出了要研制人造卫星。同时，为使核武器系列化，周恩来提出，1968年要把“东风3号”搞出来，“东风4号”可以试，洲际导弹也可能搞出来，全部在这四年内（1964~1968）解决。并同意在当年12月底或次年1月初进行这两次试验。 1967年，局势更加混乱，夺权风也刮到了国防科技领域。周恩来为了保护中央专委和国防科技骨干，想方设法阻止“造反派”夺权，而“造反派”却打着“革命”旗号恣意妄为。这个度如何把握，实际上要比走钢丝还难。针对二机部“造反派”夺了党委领导权一事，他气愤地说：“你们简直没边了。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部党委靠边站。”又说，“与国防工业相关的各部部长、司局长，除中央已宣布停职反省的外，你们一个也不能扣留。否则，你们就要犯错误。没经中央批准，你们宣布罢官是不算数的。现在对干部的斗争方式已发展到打人、挂牌、游街，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我看了心里很难过。如果不指出来，让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了。”

　　他反复告诫有关人员：“这些单位是国家的绝密工厂、院、所，对国防建设和加强战备极其重要，一定要保障其绝对安全，保证其连续生产。”“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不准串联，不准停产，不准武斗，不准夺权。”周总理竭尽全力地保护了参与我国尖端科技的技术专家和行政领导干部。他命令第二、第七机械工业部和科研院、所的军管会负责人，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列入名单的科学家和干部的人身安全，并严肃指出：“如果这些人发生意外，我要找你们。”钱学森曾回忆说，“‘文革'中，我们都是受保护的；如果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在那样的局面下，能发出批评夺权派的声音已经很不容易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把一些处境困难的中央专委委员接到中南海保护起来。这期间，周恩来还嘱咐秘书转告受到冲击的二机部部长刘杰坚持住，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