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不谈民主？

　　一个长期厌恶政治、排斥政治的人，一旦谈起政治来却直奔极端——挥舞“火与剑”的“党军”，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为什么会这样?许寿裳曾说，鲁迅和他都认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是诚与爱”。在鲁迅的内心深处，无疑有很深厚的人道主义底蕴，但也还有隐藏在进化论背后的功利主义乃至社会达尔文主义。他在《北京通讯》和《忽然想到》中说过这样的狠话：“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都踏倒他。”

　　鲁迅虽然说过一些激烈的话，但直到他逝世前，也没有完全信服可以用武力来推行什么主义和改造国民性。他也说过，看到“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但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则始终认为二者时时处在冲突之中：文学和革命之间“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而文学和政治则是相反的，因为“政治是要维系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终其一生，鲁迅都没有想好自己以何种方式参与政治和以何种态度与政治家相处。在他去世前夕，还和共产党在上海参文艺界的代表搞得很不愉快，因而重新回到对国民性的思考上来。

　　但是政治的问题，要找寻政治的原因与解决办法;经济的问题，要找寻经济的原因和解办法;如果统统归结为“国民性”的产物，一古脑地“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就是偷懒和取巧的做法。原因的原因便不再是原因，一旦“国民性”成为一种终极原因，成了为现状辩护和解释的理论，也就变得一文不值了。这样的一种 “国民性”或“国民素质”理论，袁世凯利用过，蒋介石利用过，今天的“威权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又想来利用，我们应当对它保持警惕。

　　良好的国民素质不是由袁世凯、蒋介石这样的统治者“训政”训出来的。启蒙教育是需要的，即一方面发掘自身传统中的“好根性”，将“中国的脊梁”们的精神发扬光大;一方面实行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汲取国外的先进理论和成熟经验。但更重要的是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实践宪政民主中提高国民的政治觉悟与政治能力。

　　同一个时代，比肩而立两位文化巨人：鲁迅和胡适。一个“将人生毁灭给人看”，一个主张“一点一滴的造成”自由民主政制。一个要“推倒重来”，一个意在补天，如j.f.stephrn所说：“民主政制不是一种革命的制度，它是一种防止发生革命和制止爆发内战的手段。民主政治提供的方法在于使政府平和地适应于多数人的意志。”

　　二人的思路和做法各异，在新时代却面临同样的困境：现在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与其说回到了“文革”前，不如说回到了鲁迅生活过的年代。那么，改造国民性还有什么意义，或者说，改造国民性到底还有没有可能?胡适补天无力，鲁迅拆台有功，他们想乘猛龙过江，都失败了。尊胡抑鲁还是尊鲁抑胡?答曰：“一个都不能少。”两个加起来也还不够。因为“无情的暴露”之后，为免于“绝望和空虚”，必须伴以制度安排，使之“充实”人心。我们既要批判，也要建设;既要民主运动，也要民主政制。只讲批判，只要运动，而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成了政治虚无主义者;而想要在没有国民政治运动的情况下造成民主政制，也很容易变成政治空想家。文化巨人如果找不到民主政治的杠杆，就无法撬动阻碍中国前进的最大绊脚石。

　　国内外的实践都已证明，先“立人”再建“人国”的路是走不通的。改造人性与改造自然一样，都是“理性时代”或者说“科学时代”人类一种过于自负的梦想。鲁迅在《习惯与改革》中也曾说过，“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改革只能因势利导，多数民众的风俗习惯就是改革者必须面对的强大势力。民主制度与各种乌托邦制度的区别在于，它不依赖于某种“新人”来运转，它就建立在真实人性(既包括“好根性”也包括“坏根性”)的基础之上，通过一种博弈与平衡的机制来限制“坏根性”的作用。

　　否定先“立人”再建“人国”之路，并不意味全盘否定鲁迅的“立人”思想。这里所说的“立人”，不是用种种软硬手段来“立他人”，而是以孔子“学者为己”和鲁迅“个人的自大”精神来“立自己”，把自己锻造成“中国的脊梁”，用榜样的努力拼搏奉献牺牲来感动其他人，和大家一起来改革政治和改造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