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不谈民主？

　　“民主六七年间”，胡适、陈独秀都曾表示要远离政坛乃至政谈，但很快他们就改变了想法。陈独秀成为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党魁。1917年回国时“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的胡适，“五四”刚刚过去，就陆续发表了《争自由宣言》和《我们的政治主张》，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政见。因为，政治问题终归还是要在政治层面上来解决。

　　唯有鲁迅，将疏远政治和政制的想法坚持得最为长久。到了后来，对进化论也有所怀疑了。他在《致许广平(1926年4月8日)》中写道：“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从而进一步体验到改革国民性的艰难。他说：“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

　　在鲁迅一生的著述中，从未在正面意义上使用过“民主”二字。这可能缘于他对于政治的理解。他认为现实的政治，统统是黑暗的，维系现状的，并没有什么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区别。至于未来的政治，由于黑暗是如此深重，他不认为曙光就在前面。就像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不想对共产主义制度多加描绘，鲁迅也无意勾勒光明政治的大致形象。至于他本人与政治运作的关系，鲁迅在《致许广平(1926年3月13日)》中表达得最为全面，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不信任、不屑于、不擅长。

　　先说不信任。“在中国活动的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所以我现在无所属，但希望他们自己觉悟，自动的改良而已。例如世界主义者，而同志自己先打架;无政府(主)义者的报馆，而用护兵守门，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我有几个学生在军中，倘不同化，怕终不能占得势力，但若同化，则占得势力又于将来何益。”此前，他在《随感录》56和58中就说过“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他对于那些打着 “主义”旗号的政客，始终是不信任的。

　　次说不屑于。“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哪)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早在鲁迅确立先“立人”再建“人国”基本思路的《文化偏至论》一文中，他就说过：“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夫势利之念昌狂于中，则是非之辨为之昧，措置张主，辄失其宜，况乎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者乎?是故今所谓识时之彦，为按其实，则多数常为盲子，宝赤菽以为玄珠，少数乃为巨奸，垂微饵以冀鲸鲵。”鲁迅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他是不屑于和政界那些“奴才”、“盲子”、“巨奸”搅和到一起的。

　　最后再说不擅长。“希望我做点什么事的人，颇有几个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其结果，终于不外乎用空论来发牢骚，印一通书籍杂志。”

　　鲁迅对于政治的成见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是对“革命政治”，也不例外。他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革命成功了，……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但他又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革命政治”的前沿。他主张，“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娜拉走后怎样》)。但当他看到国事日非，“压制和黑暗还要增加” 时，也难免心中焦虑。他担心“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会被排斥在“大同的世界”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这些话是鲁迅在与许广平通信中说的，当时他正在与许广平谈恋爱。许广平是一名国民党左派，受她的影响，鲁迅逐渐也谈论起政治来了。例如称赞广州是“革命策源地”，而现在已是“革命的后方”;说自己“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