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不谈民主？

　　梁启超在1922年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把五十年来中国人的学问进步分为三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是其代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从甲午战争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的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终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那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胡适等新近回国的留学生。

　　按照梁启超的划分法，鲁迅的思想发展(或曰进化)也是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以医学救国为目的来改造中国，大致相当于梁启超所谓第一期思想。鲁迅与许多同时代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直接跳过了“制度救国”的第二期思想，而以“提倡文艺运动”救国进入到第三期思想。

　　所谓制度救国，主要是指政制救国，即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建立宪政民主制度。而鲁迅从来就没有寄希望于民主。在1908年的《文化偏执论》中，鲁迅三次提到 “社会民主”都是深恶痛绝，说它“于个人殊特之性，视之蔑如”，还引“鸩苏格拉底”、“磔耶稣”皆“从众志”为例，支持他的观点，进而抨击了19世纪“其道偏至”的世界两大潮流“曰物质也，众数也”。所谓“众数”，就是“多数决定”，即民主的另一种说法。他反对引进“众数”的主要理由有二：其一，民主制度的建立，在西方自有其“不得已”，若“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其二，即使把民主制度建立了起来，在西方却已成过时之物，“使中国之人，由旧梦而入于新梦，冲决嚣叫，状犹狂醒。

　　夫方贱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伪，且复横决，浩乎难收，则一国之悲哀亦大矣”。

　　鲁迅认为，先要立人，然后才谈得上立“人国”即政制。“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那么，又应当如何立人呢?他说：“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鲁迅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都不感兴趣，因为它们是已经过去的19世纪之文明主流;他主张以“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来立人，“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与19世纪之文明异趣”。这样的一种信仰，乃是基于进化论的观点，或者说对“新”的崇拜。

　　1928年，鲁迅在翻译日本学者鹤见佑辅《思想 山水人物》一书的“题记”中写道：“作者的专门是法学，这书的归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义。我对于这些都不了然。”他翻译这本书是因为感兴趣于其中“关于英美现势和国民性的观察”。他还特别指出：“那一篇《说自由主义》，也并非我所注意的文字。我自己，倒以为瞿提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他此时的优先选择已经是在平等这一方面。对于民主主义，他从来没有好话：“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在鲁迅心目中，“千万无赖”压制之列甚于 “暴君”、“独夫”。

　　在鲁迅心目中，“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是以叔本华、施蒂纳、克尔凯郭尔、易卜生、尼采等人的哲学为楷模的。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他的思想本有着许多矛盾，主要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两种思想在其中消长起伏。从鲁迅的文章来看，是以施蒂纳无政府主义和尼采的超人主义为本色，但在鲁迅的内心深处，或许是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占据上风，因此他的笔下又对弱者充满了同情。这使他和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拉开了距离。

　　立人先于立“人国”，文艺复兴、伦理革命先于政治革命、制度改革，曾经是鲁迅、胡适、陈独秀等第三期思想家的共同主张。

　　日本在明治和大正年间的诸种进步，例如比中国更为优越的国会制度、地方自治、警察制度、教育制度的建立，并非传统批判和伦理革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