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跟党走的诺言,重要情报及时向党报告,对新四军锄奸工作作出了贡献。一天,杨忠急忙赶到军部,向汤光恢报告说:“张超要我介绍5个人到新四军工作,这些人都是特务,怎么办?”汤光恢毫不犹豫地答复:“让他们来吧!”几天后,杨忠领着5人来了,汤光恢将他们分别安排到5个连队,同时指示指导员,监视他们的行动,加强对他们的争取教育。这5个特务来不及进行破坏活动,就被强大的政治攻势征服了,一一交代了自己的特务身份,愿意重新做人。皖南事变后,杨忠被俘关入上饶集中营,在上饶集中营的暴动中逃了出来,历尽艰苦找到军部,军部认真审查了他在集中营的表现,未发现他有什么对不起党的言行,被重新分配工作。解放初期转地方工作,任福建省卫生厅厅长。肃反时,因历史问题被抓起来审查,经过组织证明才平了反。“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抓了起来,外调人员问汤光恢:“杨忠是宝隆医院的特务组长,你知道吗?”汤光恢回答:“他入党前作了主动交代,我们通过上海党组织核实一致,他对党是忠诚老实的,且有立功表现,按照当时的政策,是允许入党的。”并如实出具了证明。
在锄奸工作中,汤光恢重证据,轻口供,尤其反对刑讯逼供,坚持实是求是,防止扩大化。1941年,新四军第一师吸收了上百个上海青年和学生,这些青年因环境的改变,或因生活的艰苦,有的逃跑,有的说怪话,使人产生怀疑。第一旅锄奸科在审问一逃跑的青年时,动刑逼供,这个青年在严刑之下,说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叫“真理团”的组织。有一女青年,共产党员,怕受皮肉之苦,要什么就供什么,说上海共产主义“真理团”是托派组织,头头就是王兴华。王兴华立即被逮捕,“真理团”也被定性为托派特务组织。王兴华开始坚决不承认,但在反复的严刑逼供下,他屈服了,随口供出在上海参加“真理团”的有上千人,来新四军的都参加了“真理团”。一口气抓了这么多特务,破了一个“大案子”,第一旅锄奸科的同志们兴高采烈,正积极准备材料上报。第一师锄奸部长周林(解放后任贵州省委书记)得知后,感到问题重大,立即到军部向汤光恢作了汇报。他俩一起进行了仔细分析,认为“真理团”是托派特务组织,证据不充分,“真理团”既然在上海是公开的,为什么不通过上海党组织查实一下。如果相信逼供,是会冤枉好人的,这对抗日是不利的。统一意见后,他们立即向军首长作了报告,军首长指示第一旅,停止审讯,并将4个主要嫌疑犯送交军部。军部决定由汤光恢审问“真理团”头头王兴华。开始,王兴华不敢翻供,汤光恢反复讲明党的锄奸政策,要他抛弃顾虑,说出实情。在汤光恢的真情感召下,王兴华突然哭了,把真实情况详细讲了出来,并把衣服一脱,露出了满身伤痕。不久,上海党组织送来了王兴华等人的材料,证实他是一名思想激进的爱国青年,认识上还比较幼稚。同时还证实在被抓的人中,有夫妇两人确系国民党特务。军部立即决定解除对上海青年学生的审查,并妥善作了安排。根据本人意愿,可以回上海,也可继续留在部队工作。考虑到王兴华在审查时受了不少委屈,汤光恢动员他回上海,但他坚决不肯离开部队。为了让他有一个新的人际环境,心情舒畅地工作,汤光恢将他从第一师调到第三师,并特别叮嘱第三师锄奸部要对他关心、爱护、帮助。投降后,王兴华随第三师到东北,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肃反和“文化大革命”中,他因“真理团”的问题两次被隔离审查,汤光恢都如实出具了证明,得以恢复工作。1990年,王兴华得知汤光恢在南昌,从东北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汤光恢三次救了他的命,他的后40年的生命是汤光恢给的。
为指导新四军锄奸工作,汤光恢认真总结经验,先后撰写了《关于锄奸政策的几个原则问题》和《关于锄奸政策的几个具体问题》。他的这两篇文章,成为新四军锄奸的重要政策依据,为巩固抗日游击区,避免误杀扩大化,加强内部团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