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退,到南京——难民败兵一眼望不到头
1937年10月,日军增援部队不断在上海投入战斗,随着蕰藻浜、大场相继失守,上海外围的塞克特防线实际上已被突破,整个第三战区的国军有陷入日军包围的危险。为保存实力,北站至江湾一线的国军只有主动后撤,退过了苏州河南岸,淞沪会战由此转入了撤退阶段。
以下仍是军医陈某的自述:
我们是1937年10月底开始转进的,那个时候“转进”这个词是第一次出现在抗日战场中,其实就是撤退的意思,只不过用“转进”这个词好听一些。当时我们坐在医院的车上一路晃荡着向南京撤退,公路被人和车堵满了,坐车真不见得比走路快。在撤退的路上汽车反而是少数,牛车、马车、驴车、独轮车什么都有,反正全是乱七八糟的运输工具,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从前线撤下来的败兵和携家带口逃难的老百姓。路上行进的速度很慢,还不时有鬼子的飞机尖啸着飞过,让满是人流的公路更显混乱,是侦察机还好,如果是轰炸机的话,我们就要抬着伤兵到路边去疏散躲避,遇到飞机比较频繁的时候比走路都累,就这样走走停停,眼看要到吴山了,却又发生了变化。
当天晚上医院在撤退的路上又发布了新的指令,我们医院将马上迁回上海原址,继续支持上海的抗战,对于这莫名其妙的命令我们也只有遵行不误,于是只好原地掉头。结果走了一天命令又变了,又只能按照原来的计划向南京撤退。
如此莫名其妙的命令主要是我们的直属上官蒋委员长(蒋介石于1937年10月兼任第三战军司令官,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一时头脑发热的产物。本来从战略态势来说上海的战局已经很不利,但蒋委员长见国际上发生了对国家有利的变化,九国公约组织对施压要求对方撤兵,就认为在上海坚持下去能得到比较好的结果,其实这和“九一八”的时候没有两样,外国人要是真的能从外交途径解决日本入侵的问题,我们的抗战就不会打得那么惨烈了。
蒋委员长命令一下,全军只能回返上海,但命令在一些先期撤退的部队中造成了不小的波动和混乱,加上很多战略要地都在撤退时主动放弃了,这些地方放弃容易,要拿回来却很难。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各部队的伤亡都很大,很多部队都缺编严重,所以蒋委员长的命令没能得到有效的实施,最终还是只有按照原计划通过吴福线和锡澄线向南京撤退。
在撤退的路上,我们医院因为需要被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在上海,跟随着最后的撤退部队行动,另外一部分在吴山、福县和无锡等地分别设立野战医院支持两道国防线的抗战,还有一部分则跟随大部队向南京撤退。我被先期派往南京,其实真要说我们医院的根据地的话还是设立在南京的中央陆军总医院。
刚到南京的时候就觉得这古城很气派,要不是打仗的话,还没有机会来这看看。南京当时的古城墙是保留得相当完善的,但在战争环境下,各个城门洞却是进的人少出去的人多,南京市民见上海丢了,有点办法的大多携家带口地向内地逃难了。其实当时南京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长期生活在南京及其周边的民众超过百万,大部分都在南京保卫战爆发之前逃难了;留在南京的,都属于市民中的底层阶级,离开了南京就无法生活;还有些人则是脱不开身,不得不留在南京。当时要是知道鬼子那么丧心病狂的话,说什么都会劝每一个南京市民逃难去,但那个时候哪想得到后来的事情,当时还觉得有点可惜,毕竟百姓们都走光了,打起仗来就少了不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