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通机的另一个意义是满足远程、远海作战的需要。“它实现的是一个信息‘中继’的功能，在本土之外，将通信信号向更远的距离传输。”王明亮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个国家空军能够实现远程机动作战的重要标志。”
从“肉眼”到“卫星”
特级飞行员李秋，八一飞行表演队原队长，曾3次参与国庆阅兵，其中1984年、1999年在空中梯队，2009年是地面指挥部成员。
“1984年和1999年，我们表演队的歼-7都是与轰-6一起飞编队，当时从两个机场起飞，为了空中会合想了很多办法。”李秋说。
那时飞机上没有机载导航设备，地面导航也十分简陋，即使最好的歼-7战机也只靠机上两个罗盘定位。八一飞行表演队提出，如果遇到极端天气、两种飞机会合困难，是否轰-6可以退出，由表演队单独组队通过天安门。
“轰-6的师长说不行，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参阅。”李秋说，“后来采取的方法是，他们先飞到我们机场上空，低空通过，我们起飞5架跟它会合；他们再低空通过一次，我们再起飞5架会合，最后整个编队集齐，往阅兵航线飞——他们多通场几次，反正轰炸机油料多。”
这个模式叫做“钓鱼”，保证了低气象条件下的空中会合。
一直到1997年前后，李秋才接触到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1986年美国雷鸟表演队从关岛飞到北京表演。他们走国际航线，左右偏航不允许超过3公里。当时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李秋说，战斗机高空高速的情况下3公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10年后，第一次接触GPS的李秋，终于知道美国飞行员为何能够飞得这么精准，“有了这个，别说3公里，300米我都不会偏。”
但1984年的这次起飞，对于只凭罗盘和双眼的李秋们来说，仍然惊险无比。“因为当日天气状况极差，刚起飞就入云，谁也看不到谁。”这次经历后来还被拍成了一部电影，叫做《强行起飞》。
起飞难，降落更难。轰炸机群通过天安门广场后，由于北京的机场能见度太差，干脆直接飞回了山西的驻地。
“很多飞机都没飞回之前拟定降落的地点。通信手段也是太落后，北京指挥部得一架一架找。”李秋回忆，1984年阅兵结束后，直到当天下午4点指挥部才将所有飞机的“下落”搜集完毕，确认各部队都安全返航。
到了2009年，歼-10亮相空中阅兵场，“三代机上的机载设备、通信手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你离我多远，仪表上都看得到。”李秋感叹。
这一年阅兵，他是地面指挥员，机场指挥部也早已换上了全电子化的指挥系统。
“过去是靠标图员，头上戴副耳机，面前一张地图，手里夹3支彩笔，边听数据边标注。1名标图员的上限是能跟七八批飞机。”李秋说。
现在，指挥员面前的综合信息显示器上可以轻松显示几十批飞机的行踪，“而且航线、距离、间隔、方向一目了然。”他说。
2015年展示的新一代预警机，让李秋更为羡慕，“它可以在空中指挥整个梯队，范围更大。如果在战时，它就可以告诉飞行员去哪里最有利、哪里威胁最大，哪里飞来导弹。”
这就是体系作战能力，“我们具备了维护国家领空安全的能力，对于我们的对手是有一定威慑力的，我们的领空安全是有保障的。”王明亮总结。
“常态化”
雷凯所在部队已连续参加6次大阅兵，为全空军少有。
“以前一说阅兵训练，至少要搞大半年。”雷凯说，“元旦过后就要进驻华北的几个参阅机场，其他课目基本停掉，一门心思飞编队。”
2015年胜利日阅兵，各航空兵部队在5月底才进驻阅兵村，集中训练不到3个月，比2009年用时缩短近一半。
面对比6年前更加庞大的机群、更加复杂的编组与前所未有的队形，很多飞行员却认为“集训一个月就够了”。
中国空军轰炸机部队飞行员整队行进
还有的航空兵师团不满足于“飞编队”，将实战课目也带进了阅兵村，阅兵训练与基础训练、实战化训练同时进行。
雷凯率领的歼-11B飞行团，阅兵训练与常态训练的时间各占一半。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团所有新飞行员都顺利通过考核，拿到了“单飞”资格。阅兵结束后，他们紧接着就要面对大规模的实战演习。
此外，与以往选拔参阅人员“挑尖子”“强强组合”不同，本次空中梯队多为整建制参阅，几乎所有编队、机组都是以老带新。
“说明我们的个人实力、整体水平都极大提升了。”雷凯说，阅兵训练虽不是实战，却折射着实战化训练成效。
“所以这次阅兵，从总体来看不像以往。只要平常训练的水平达到了，就是一个编排组合的问题。”李秋说，这取决于几个因素：装备更好、平时的实战演习更多，特别是飞行员的飞行时间越来越多。这使他们在大型活动中游刃有余。
“更复杂的任务都执行过了，我们心里很有底气。”雷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