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围绕钓鱼岛的争端，近年来中日双方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和对抗行为，其中不乏一些十分危险的举动，如火控雷达“锁定”目标，舰机近距离监视、跟踪、拦截等，致使外界十分担心中日可能“擦枪走火”而引发严重的军事冲突。
然而，鉴于“两国在经济上如此相互地交织在一起，也都如此依赖于海外（资源）支援”，加以严重的军事冲突必将“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和广泛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损失”，故而“敌对将有可能使两国付出高昂的代价”。
也正因如此，“极少有北亚事务观察家认为中日希望发动一场任何形式的战争”，也“有理由相信，日本和中国在东中国海挤压和刺探对方，连同他们颇具说服力的对抗行为，都是装模作样的边缘政策游戏，意在不动武就实现各自的目标”。
但透过现象看本质，“相较于争夺国家利益（包括海上资源诉求和更大的专属经济区等）”，“中日名誉之争”“通常被看作中日在东中国海意见不合的动因所在”。
而且“这个因素更不稳定，难以商讨和难以分割”，其与“国内民族主义者所造成的压力”交织在一起，往往使“两国政治领导层可能将无法冷静客观地行事”。
“在小规模对抗的开始阶段，毫无疑问安抚国内民族主义将给两国领导层带来更大的挑战，且有可能一方或两方领导层因国内原因而冒险利用被夸大的危机（转移国内压力）。最开始的暴力行为会使对方遭受巨大的压力而睚眦必报。”
面对日本打破中日多年来形成的搁置钓鱼岛问题的默契，于2010年9月在钓鱼岛海域冲撞中国渔船、抓捕船长詹其雄以及在2012年9月将钓鱼岛“国有化”的举动。
日本海上自卫队PC3侦察机在钓鱼岛上空巡逻
中国不得不予以反击，于当月10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的声明》，并开始在钓鱼岛海（空）域展开立体巡航；2013年11月，宣布划设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东海防空识别区。
中日两国对名誉的争夺“或许是不对称的”，“在某种程度上出于国内的压力，北京或许比东京感到更需要升级冲突，使对方臣服”。
“随着中国领导层对本国国际地位变得更为自信，始终对国内稳定保持有力掌控，其对日本采取直接、强制性压迫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彰显其使用武力的意愿和能力，以及安倍的谨慎行事，表明中国可能首先升级冲突”。
由于“东京设想的是，实力更胜一筹的美国的支援将慑止中国升级（冲突），且能确保日本安全地在低水平级别挑衅和攻击中国”，因此，“日本似乎日益变得愿意采取强硬行动”。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日本使用武力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一艘中国辅助舰艇使用武力可能挑起日本的报复性行动”；另一种是“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一艘舰艇在面对巨大挑衅行为时，可能首先开火”。
那么，究竟谁会首先发难呢？“如果中国或日本都预期对方会升级（正确的，或者不正确）冲突，那么采取先发制人的动机就会变得更为强烈”。
中日博弈难以回避美国因素，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美日同盟有潜在的可能打乱北京和东京对对方行为的预期，并使他们对有效管控早期冲突的期望混乱不清”。
一方面，作为同盟，美国的确“不断表明立场称安保条约规定的对日安全义务适用于钓鱼岛”。
但另一方面，两位学者认为，美国也担心被日本利用，也会“计算参与冲突，或袖手旁观，会怎样影响其履行安保条约规定义务和对其他亚洲盟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以避免深陷（领土争端）其中”，顾虑对日提供的援助“将使中日一场双边争端转变成中美之间一场更大的竞争，而这样的竞争对华盛顿的利益而言很难说会带来什么样的损害”。
美国政府发现，面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美国的处境十分尴尬，“发出对日本提供强大、直接军事支援的信号可能刺激、而不是避免冲突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