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如何掌控国会，保证安保法案在参议院万无一失地获得通过，是安倍政治生命中的一件天大的事。他不敢轻视，必须谨小慎微。
在安保法案遭到在野党的强烈抵制，同时日本国内的舆论也开始对安保法案展开批判，许多日本市民走上街头包围首相官邸，表达反对安保反对战争的强烈诉求的背景下，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一路走跌，已经靠近属于政治危险水域的30%的水准。因此，拿什么材料来拯救安倍内阁的支持率？访问中国参加抗战系列活动，体现日本在处理历史问题上的诚意。理论上来讲，是多少可以提升支持率的。但是，在安倍内阁支持率走低的趋势不可扭转的现实情况下，安倍的智囊们进行认真分析，认为安倍首相即使参加了北京的纪念活动也不可能大幅提升内阁支持率，因此不去也罢，因为无利可图。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安倍的历史观，在24日的参议院答辩中，共产党书记局长山下芳生向安倍指出：“日本对中国、对亚太地区发动的战争是否是侵略战争？”安倍首相回答说：“21世纪构想恳谈会（战后70周年谈话起草委员会）的报告已经指出，我想后代人会认为这场战争是侵略战争。”但是对于日本当年做了哪些侵略行为？安倍首相表示：“这应该交给历史学家们去讨论”。
对于日本对台湾、韩国的殖民统治问题，安倍引用了谈话起草委员会的报告书内容，表示“作为历史的声音，我们将会接受。”但是他极力回避了殖民统治的实施主体和历史责任。
从24日的国会答辩，到安倍的战后70周年谈话，我们发现，在谈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他过多地强调了这场战争发生的理由与背景，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迫不得已的，是为了保卫自己国家的利益。他把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巨大损失分割开来考虑。发动战争是合理正当，造成的结果是需要道歉的。所以，安倍的这一种分裂的历史观，在他的内心，一直对于历史问题有一种阴影，他甚至惧怕别人在历史问题的追责，因为许多东西他难以自圆其说。到了北京，更不好说。
“我们坚决反对首相前往北京，因为作为战败国的首相出席战胜国的纪念活动有损日本的尊严，也难以对得起三百多万牺牲的英灵。”当安倍接到来自自民党内的这一份请愿书后，他不得不考虑，今年9月，他还要参加自民党总裁的连任竞选，当不上总裁也就当不了首相。安倍心里也很清楚，不能得罪这批紧跟自己的议员们。
也许安倍可以举出N个理由来说明自己不能前往北京的理由，但是结果只有一个：他放弃了与中国实现历史和解的良机！同时，也失去了与中国的一份互信。不知道谷内正太郎该如何向中方作出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