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南海的局势在大约五六年前开始出现紧张，与美国推出的“转向亚洲”政策大致同步。过去几年，南海地区争端加剧、关系紧张、互信削弱。这些问题占据了国际和地区议程的太多时间和精力，而这些时间和精力本可用来促进合作。
毋庸置疑，菲律宾单方面就南海争议提起仲裁，背离了仲裁需建立在国家同意基础上的通行实践。《联合国宪章》呼吁成员国“发展国际间友好关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则开宗明义要求坚持“互相谅解和合作的精神”。这起仲裁案的提起并非基于上述善意，将法律当作政治工具的意图昭然若揭。仲裁案还为国际上滥用仲裁程序打开了大门，将损害和削弱各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的努力，引发对抗甚至冲突，并将最终损害国际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中国坚决拒绝仲裁案既是维护自身利益，也是坚持国际正义，履行捍卫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责任。
与这出仲裁闹剧同时上演的还有军事胁迫。例如美国不断以“航行自由”为借口派驱逐舰、航空母舰、战略轰炸机和侦察机到南海炫耀武力，这是典型的“强权即公理”的表现。
商船在南海的航行自由从来没有问题。南海航道是中国和许多地区国家的经济生命线，当然应该尽一切努力确保该海域的商业流通不受阻碍，坚决反对任何扰乱地区局势的企图。但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原本就是意在针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的反制行动。事实上，许多缔约国都认为应区分商用和民用船只的航行自由以及军用舰只的“航行自由”。人们担心的是美方在南海集结大量军舰、军机、先进武器，将真正危及各国商用和民用船只的航行自由。如此大规模集中武备，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紧张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