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人文性”真的就可以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吗？我认为这须对全部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它的源头的文化作过深入研究之后才能决定。遗憾的是，这百余年来我们从来没有，或者说还来不及对整个的中国传统文化来一次全面的调查。这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学术自身的原因。
从时代的原因说，这百余年来我们面对的是西方科学主义文化的大举东渐，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化的救亡成为了民族救亡的一部分。而文化救亡不能采用简单的抵御、排拒的态度来对待异质文化，而是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吸收异质文化的优秀成果，并以其为参照，重新发现自身文化的价值。唯以此，才能重塑它在异质文化面前的形象，确立它的价值地位。这才是真正的救亡理性。“人文性”正是以西方文化的“科学性”为参照所发现的中国文化的价值之所在。这一发现不仅找回了天朝大国的文化感觉，而且还可以拿它来弥补、批判甚至拯救西方科学主义的弊端。当年的
从学术自身的原因来说，百年来中国学术受到西方科学实证思潮的影响自无待言，但是由于对科学实证之“证据”的理解存在偏颇，片面强调一切都须“拿出证据来”，从而助长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怀疑论思潮，以致对待像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这样的课题，只能放弃对其悠久的历史源头的探索，从而将整体的文化史拦腰砍断。胡适写于“五四”时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这部具有范式创设意义的经典著述中，胡适就认为：“以现在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因为我们拿不出能被现代科学认可的证据，连《尚书》、《易经》都全无史料的价值。因此胡适大胆设定：“故我以为我们现在作哲学史，只可从老子、孔子说起。”
对此，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为胡适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赞叹道：“这是何等手段！”蔡元培把胡适的这一做法称为“截断众流”，即从整个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而言，老子、孔子只能算流，而不能是源，但由于证据的缺乏，便只得截断众流，把老子、孔子当作源头来叙说。我们并不是说从老子、孔子说起就一定不对，而是说失去了源的血脉，从而解读出来的老子、孔子能不能、或者说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映历史的真貌，这是值得怀疑的。连胡适自己都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要不懂他的前因，便不懂他的真意义，要不懂他的后果，便不能明白他在历史上的位置。”然而，胡适、蔡元培所倡导的“截断众流”的
研究范式却对百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产生莫大的影响。“五四”以来的一大批史著都采用了这种截断“前因”的方法，例如
从上面所说，我们至少可以认为，把“人文性”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这是一个在对它的源头文化缺乏调查与研究、从而没有整体地掌握对象的情况下匆忙得出的结论。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包含它的源头文化的维度，而且这不是可有可无、可增可减的一维，从今天的眼光看，一种文化所具备的基本特性与气质，在它的早期源头处就已经孕育，并对以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决定性的影响。虽然由于年代的久远，有关它的第一手资料的匮乏，使得对它的研究有很大的难度，但是，自从西方19世纪中叶达尔文进化论的创立催生了现代文化人类学以来，大量的考古资料以及对现存原始族群的田野调查，使得对人类文化源头的研究，摆脱了纯粹思辨形态而归于科学实证的领域，由猜想变为了科学。
对中国当代学术而言，这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意味着我们要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成结论，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化的人文性特性的结论为出发点，作新的探索。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比如，
巫性是巫术文化的集中表现。巫术文化在人类早期普遍存在，按照英国人类学家、《金枝》的作者弗雷泽的观点，巫术是“一种真正全民的、全世界性的信仰”。它是人类童年时代所特有的以自我为中心，崇拜自身力量与意志的反映。在巫术世界里，虽然也存在鬼神这种超自然力量，但是它们都臣服于人的力量与意志，听凭人通过仪式来对它们调遣与使唤，这正是巫术不同于宗教的地方。这种对自身力量与意志的崇拜，如果说在最初的个人巫术阶段是人类的童心显现，表现着人对世界的巨大的热忱与高度的自信，有着人性最可宝贵的一面，那么发展到后来的公众巫术，它便与部落首领（大、王）的权力相结合，逐步异化为“以人治人”（《中庸》语）的权力意志与功利至上的实用理性。因此，公众巫术决不是巫术的公众化，而是把巫术作为治理公众的工具。部落首领垄断了行施巫术的权力（“绝地天通”），并随时把自己的意志说成是天与神的意志（天命、帝令），并且通过各种神秘而烦琐的仪式，将它意识形态化，从而变为部落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这就形成了早期原始部落的“政—巫”合一的社会结构；部落首领们对巫术性质的改变，同时也塑造了自己。在神与人之间，他们具有双重的代表身份——在神之前是人的代表；在人之前是神的代表。由此，“变”、“易”成为了巫性最基本的观念。可以断言，巫性的一系列重要观念都与史前原始部落首领兼巫师的角色、身份及其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以其权力意志与实用理性为核心内容，以原始的“时”、“位”意识为时空观、以“象”思维为基本的思维方式的一套观念体系。之所以称它为巫性的观念体系，区别于所谓的人文性观念，就因为它的现实基础是巫术文化，代表的是部落首领兼巫师的根本利益与精神诉求。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开天辟地以来第一套观念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块基石，极富中国的特色与智慧。巫的早熟，使中国文化既不缺教、也不缺神，更不缺人，但是又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神与人，因为巫所秉持的意志主义，把它们都涂上了巫的色彩，使它们变为巫文化的一部分。今天人们视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的儒、道文化，其实就诞生于巫文化之中，深受巫性观念的熏染。道家的“道”、“自然”，儒家的“天命”、“诚”、“天人合一”等观念可以说都与巫性观念有着深刻的血缘联系。明乎此，那个争了几十年的“儒教”与“儒学”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新的维度，这不光是学术的需要，更是现实实践的需要。因为宏扬与振兴一种文化，其首要的工作便是它的现代转型，而新的维度正使我们更加看清传统文化的真貌，从而明白转型从哪里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