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意思也就是说，张爱玲已经成年了，有权利决定自己把握私人事情和情感问题，她不表态：既不赞成，也不反对。”陈子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而小说里的描写则跟他的印象有很大出入。姑姑“楚娣”不断地从她的眼光来看待盛九莉与邵之雍的恋情，并发表意见。
陈子善不知道自己是应该相信小说，还是相信自己听到的。有时候，他也会回过头去考虑张爱玲的整体构思：“她所写的姑姑是青年到中年，而我看到的是一个老人，差距很大。或者，也有可能当时对胡兰成的形象还很敏感，她不好说。”“但是，毕竟她姑姑给我的印象同小说里还是不一样的。”
对这份疑惑，陈子善思考了很久。最后他得出结论：小说就是小说。“西方文艺理论都认为，小说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小团圆》中是有许多真实人物的影子，但是不能把角色与现实画等号。别说是小说，就算是历史著作，不也不可能完全真实么？”
他认为，小说中的情节很难说究竟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虚构的，有多少又是以真实为基础重新构思的。“更多的细节无法证实。从《小团圆》还原真实人物不但不可能，而且也很危险，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因为可能人家极有可能就不是这样的情况。”
对《小团圆》中揭露出来的“张爱玲”，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张爱玲研究学者余斌并没有太多惊喜，但张爱玲如此强烈的“自传冲动”还是令他稍感意外。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书中情节与她的经历丝丝入扣，以至这本书你想不把它当自传都难，“与之前的作品将‘小说冲动’放在第一位不同，《小团圆》的自传冲动已然压倒了‘小说’。”
张爱玲研究专家金宏达认为，这与张爱玲当时在美国时的创作窘境有关系。“很显然，她的创作其实是不大有出路了。写自己熟知的东西，既是她的好处，也是她的危机所在。后来，只好拿自己的经历做文章，吸引华人世界读者的注意。可以说，盛九莉就是她自己。这是一一对号入座的事情。”
金宏达对本刊说，由于张爱玲的创作无法打入美国的主流文学，那里的生活也不能提供给她更多的创作素材，她只好把自己的作品改成英文，又将《金锁记》改成《怨女》。六七十年代，她甚至为了迎合市场想要写少帅张学良，接着还想研究丁玲。
究竟，《小团圆》里透露出多少真实张爱玲的信息，而真实的张爱玲又该是什么样的？要完全拼好张爱玲这块图，恐怕单凭一个《小团圆》还远远不够。
“拼图”的人们：还原真实或是制造传奇？
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张爱玲在上海的生活，还是离开中国，至最后去世，关于张爱玲其人及经历的种种猜测和想象都不曾减弱。
自“张爱玲热”由海外和港台蔓延至大陆的20多年来，大陆的众多出版社总共推出了有关张爱玲的图书百余部，其中各式各样的张爱玲传记就有10余部；除了作品被频频改编成影视作品、话剧外，她本人的经历也被数次搬上了影视。
从1993年就开始研究张爱玲的上海女作家淳子对本刊表示，“在张爱玲巅峰期过后的漫长时间里，更像是别人不断地在书写张爱玲，把她书写成了一个传奇。”
为什么偏偏是对张爱玲如此？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斌对本刊指出，“张爱玲是倾向于充分利用个人经验一型的作家，不大有‘天马行空’的想象，而她虽曾声明对自己的个人生活抱‘私家禁地，请勿践踏’的态度，《流言》中却也披露了不少自传材料。”这样的作品创作方式当然让人们对“索隐”更加乐此不疲。
张爱玲的弟弟有一句非常到位的评价：“我姐姐的作品都各有其本。”本即“出处”，张爱玲的小说多和她极其有限的个人经历有关，从《传奇》到《同学少年都不贱》，大都有其“本”事。
此外，张爱玲传奇般的身世和恋爱经历，英国贵族般的缄默，中老年时期闭门谢客的隐居生活，以及80年代文学史家“发掘”出张爱玲后，并将其经典化之前，她给中国大陆读者留下的神秘印象，甚至于她悄然避世和无声的离世，恐怕都为大众的好奇心增添了砝码。
总之，90年代以后，张爱玲迅速成为最醒目的文化商品和文化符号。“人们已经把她当作一个另类人物传奇化了，喜欢在作品中推演她的生平行状也不足为奇。”金宏达对本刊说。
金宏达曾经撰文将李安等人列为 “索隐派”。他指出，有的人过于刻意地去作品里面找张爱玲个人的影子，这实际上有些虚夸，比如《色·戒》，明明张爱玲自己说她的企图就是要尝试写反面人物的内心世界，硬说她是写胡、张之恋，这是不对的。
这种“索隐”所造成的后果是，很多人对张爱玲其人的兴趣已经远远超过了她作为小说家的身份。余斌对“张爱玲热”中的一股“偷窥欲”已有些反感，“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出版后注定了要被作对号入座式的消费”。
据悉，在港台面世一个多月来，《小团圆》即连登各大书店的畅销榜榜首，并已准备再版。
《小团圆》出版后不到一月，3月22日，香港大学便举办了一场国际学术讨论会，华东大学教授陈子善、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欧梵等张爱玲研究专家均有出席，主题是“从《小团圆》再看张爱玲”。4月9日，香港大学将再举办一场名为“张爱玲：浪漫的两种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