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岁的余秋雨在讲话中说：“听到成立 工作室这个消息后我曾作过几次努力，希望删去‘大师’这两个字，但没有成功。这是(上海市)教委的一种架构性的设计，要改动有一定的难度。后来我想，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余先生这段带点自嘲的讲话，好像一段一点也不好笑的相声，听后，不但让人觉得少了幽默感，而且觉得余先生像很在意自己位于浙江慈溪市桥头镇的老宅，被有关部门上报申请成为慈溪市文物保护单位一样，对被冠以“大师”头衔，心中是窃喜的。
在余先生“希望删去‘大师’这两个字”之前，也有人希望别人不要称自己为大师。比如，国学大师启功先生，说自己“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启功《自撰墓志铭》）；季羡林先生则称头上戴着一顶国学大师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他觉得自己“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为此，他着郑重地撰文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季羡林《病榻杂记》）。
与启功大师、季羡林大师一比，余秋雨先生“希望删去‘大师’这两个字”的言行，就虚假得多了，不光余先生对“大师”的别解，让人觉得余先生内心是喜欢被人叫作“大师”的，而且余先生把关于“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成立的报道、自己发言的部分内容以及相关领导出席揭牌仪式的照片，分别上传到自己的个人博客上，这分明是要扩大“大师”的影响力。
既然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是上海市教委的“架构性设计”，余先生无权“删去‘大师’这两个字”，那余先生就不要矫情地以“大师”自居，以免别人起鸡皮疙瘩。（张铁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