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烧了15亿的“滴滴打车”与“快的打车”大战偃旗息鼓不到10天，又开始了新一轮厮杀，而与此同时监管的靴子似乎也要落下了。昨日，交通运输部就《关于促进手机软件召车等出租汽车电召服务有序发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上一轮打车软件大战，让部分消费者和司机在赚足“便宜”的同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不用软件打不到车，司机拒载，黑车乘机浑水摸鱼，以至造成行业恶性竞争，中小打车软件公司难以生存等。监管部门适时出台监管措施，规范市场发展，无疑是司机和消费者所期待的；然而当我们看完交通运输部的《通知》后，却发现从要求各种电召出租车接入统一平台，统一终端，到要求营销活动必须提前10天与主管部门沟通，监管部门的思维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了，又要用行政手段来替代市场选择了，又在认为政府能够包办一切了。
不管打车软件存在什么样的“原罪”，但作为市场竞争的产物，作为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商业模式，它存在就有其合理性。尽管在去年，包括深圳、武汉等地在内的交通监管部门出台政策要封杀它，可却遭到了消费者和舆论的一致反对，当时本报评论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消费者和司机都乐意使用的应用，为什么监管部门就非要横插一杠，非要杀之而后快呢？
如今，打车软件是有了“准生证”，却要被没收“身份证”，只能依托官办调度平台，这样的监管不是为了将新事物逼上绝路，就是某些部门所谓“方便管理”下的懒政。其实，面对新生事物，政府首先应该成为一个学习者，拿出学习的态度去理解新生事物，去呵护新生事物，而不是一味强调所谓的管理，维护固有利益集团的利益。
监管机构在如何对待打车软件的问题上，在规范性文件中，要明确的不是企业该提前多少天报送营销计划这样的具体市场行为，而是要立好规矩，定好规则，给出市场边界。第一，明确在什么地方、什么条件下不能使用打车软件等电召服务，政府要维护是基本的公平权利和游戏规则，要在宏观背景下思考，而不能陷入到具体的技术问题中去。
其次，学会用大数据，改变传统监管模式。现在，一提到监管，很多部门的第一反应就是提高准入门槛，设置统一平台和出口，这次亦是如此，可事实上统一平台就能一劳永逸了吗？监管为什么就不能在后台呢？一定要搞大一统呢？只要要求服务商提供后台数据，利用大数据，同样可以监控每一个单，关键是监督是不是到位，处罚是不是有威慑力，如果说一年严重违规超过3次就强制退市，谁还敢违规呢？当然，如果从安全角度出发，我们赞成一台车只装一个终端，但却不一定非要选官办吧？为什么就不能交给市场来选择呢？
最后，还应该定下竞争的边界在哪里？对恶性竞争如何处罚？很多地方之所以要封杀打车软件是怕他们抢了官办平台的饭碗。其实，只要是正常竞争，官办平台没了生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些资本大鳄，利用资本优势，扼杀竞争，扼杀创新，也正是这样北京市工商部门才会调查“滴滴打车”是否涉及不正当竞争。
如果说，“滴滴打车”与“快的打车”豪掷15亿元抢占市场，没有威胁到正常的市场竞争，没有扼杀一批创新企业绝对是假的，可时至今日除了北京工商部门对“滴滴打车”的某些营销活动展开调查外，并无监管部门给出明确说法，为什么呢？关键就是没有规则，没有明确的竞争边界。
政府将新生事物纳入监管是好事，可我们更期待监管有新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