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最近谈到新的“卫星时刻”（ Sputnik moment）时，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抓住了世界的想象。他以此勾勒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来改善教育、基础设施和技术领域，并生动地将实施这一重振美国经济增长计划所需的决心，同将人类送上月球所需的决心相比较。
奥巴马准确指出西方面临巨大挑战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在过去10年中，全球经济被10亿亚洲工人加入全球工业生产者行列所转变。在2011年，欧洲和美国将在200年来首次面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出口和投资大于它们。
而且亚洲的增长同样给予西方前所未有的经济希望。在未来10年中，世界将会再次被亚洲消费者的崛起所改变。到2020年，亚洲国家的国内市场规模将达到美国的两倍。世界的中产阶层将会从10亿增长为30亿。
欧洲和美国在这个额外的全球需求增长中的机遇是巨大的。能够在亚洲新兴市场茁壮成长的，将会是那些能够为亚洲20亿消费者提供所需技术、定制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国家和公司。
但单独而言，欧洲和美国都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在这些新兴市场中占据最有利地位。如果要抓住亚洲带来的机遇，西方必须再次开始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发明、输出创新、输出技能。实际上，除非西方显著扩大它在工程、科学和新技术方面的投资，否则它们在同那些由政府为创新提供支持的国家的竞争中，难逃被边缘化的命运。
奥巴马的投资计划可以成为一个正式的全球协议的基石，并用以兑现为世界各个角落更高水平的增长，以及创造数百万个新的就业机会的承诺。在这样一个协议下，欧洲将和美国一同提高投资水平——用以补充美国新的“登月”计划及其结构性改革的项目，这个项目旨在建设一个数字化、绿色、高效节能和有竞争力的经济——中国消费的增长也将发挥部分作用。我相信这样一个协议将推动世界经济在2014年增长3%，并使1亿人口脱贫。
在2009年伦敦举办的G20峰会上，作为主席的我提出了这项计划。我期待东西方能共同承诺一个正式战略，来勾勒出相对于危机中的承诺并拼凑起来的救助计划更加持久的结果。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防止经济衰退演变为经济危机。我提出，当时也是为增长提出一个更为持久框架的时刻。
最后结果表明，没有共同认可的增长目标来达成协议，也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协调行动以达成目标。从那以后，欧洲和美国的增长远在它们的能力之下（尽管世界还存在巨大的未能满足的需求），而且两个大陆的失业率都攀升至10%（青年失业率甚至达到了20%的警戒线）。
2009年我们逃避的全球增长协议仍然是G20会议未完成的工作。前期的公共投资可以由加强后的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来提供资金。而中国也已经奠定好基础来发挥它的作用：它的小康政策（减少贫困和扩大中产阶层）应该能够为西方商品和服务创造出数十亿美元的市场。
西方应该测算一下，如果中国在未来3年里消费增加GDP份额的2%~4%（这是完全可能的，随着中国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减税以及保证普通市民能够拥有住房），而美国和欧洲也以同样的数量来扩大它们的公共投资；如果其他亚洲国家效仿这一做法，并同意为出口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将能创造大约5000万个额外的就业机会。
当然，在西方，一个投资计划将引来那些喜欢空谈增长战略而无所行动的人们的批评。实际上，这些批评认为提高公共投资与减少赤字的目标是冲突的，并警告说更多的支出随后将导致更高的利率。
但关于集中投资导致赤字而带来冲击的批评是错误的。一份世界银行最近的研究得出了明确结论，证明我们实际上能够在获取美国和欧洲经济所需资本投资的益处的同时，维持一个赤字削减计划。
我对世界银行模型的推断表明，通过增加三年期的资本投资水平，西方国家能够显著提振它们的长期GDP增长。一个仅等同于0.3%GDP的年度刺激计划，将在其达到峰值的2013年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0.8%的回报，而这一数字在欧洲将是0.4%。
这种方式在不增加财政赤字的情况下，保证了经济增长并减少了失业率，而我们所需的仅是使私营部门焕发活力，并动员起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近几年来积聚的部分资金。同时，同样需要强调的是G20和IMF目前在寻求全球共识中的重要性。
西方有条件在全球振兴中发挥自身的作用——其卓越的劳动力生产出了世界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但西方的劳动力必须确保免受这样的谴责，即蓄意的政策造成10年的低增长和低就业率。那将不仅只是一个经济灾难，而将是人类的悲剧。
[作者系前英国首相（2007~2010）及财政大臣（1997~2007），他同时也是《超越崩溃：战胜首个全球化危机》的作者。Copyright：Project Syndicate。许钊颖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