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在过去的十年里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广泛的领域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被认为是一件重要的国际与历史事件。在新的十年里，中国经济能否如有些乐观的预期那样继续高速增长，成为新世界秩序形成的重要变量。
基于对历史的观察，譬如以前苏联、日本和美国为例，我们发现，只有进行及时的改革，中国在未来十年才可能继续保持一个高增长的趋势。
前苏联经济在1950年恢复战前水平，前苏联衡量经济总产值增长的物质生产净值（NMP）在1950-1975年间实现了年均8%的增长率，但在1975-1985年间进入停滞期，并且1985-1991年间的经济改革以失败告终。同样，日本经济是从1955年恢复到战前的水平，1956-1973年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高达9.3%，但是，1974年-1991年之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3.7%，在这期间经历了稳定增长、泡沫形成和泡沫破裂等阶段，并陷入了平成萧条。美国也不例外，在战后至1970年代，尽管期间多有波动，美国仍然实现了高速增长。但美国最终在1973年12月-1975年4月之间爆发了危机，并在此后陷入了滞胀的困境。
这三个国家长期增长具有的共同特点是，都实行了政府干预的政策。美国奉行了长期的凯恩斯主义；日本代表的东亚模式也以政府干预为主要特征；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历史事实表明，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某个长时期（大约20-30年）后，都会迎来一个停滞时期。因为在快速期间的人口转移、创新条件、投资效率等发生了变化，正是快速经济增长过程本身，在时刻的消解着它自身的条件，并积累了问题。只有进行系统改革之后，才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其中，美日均以硬着陆结束了停滞期，他们完善的福利制度为硬着陆提供了社会安全网，而他们的制度也使得随后的改革容易形成共识并得以推进。而前苏联则不同，因为停滞使制度效率的大幅下降，因此必须先对制度本身加以改革，这几乎难以同时完成。
事实上，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基耶夫在1920年代就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有五十年盛衰周期的长波（Long wave）理论，随后的经济学家做了进一步研究，认为一个扩张性长波大约有20-25年的时间，市场经济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导致了周期性波动。同样以美国为例，他先后经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长波（19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长波（20世纪初到三十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长波（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和新自由主义长波（20世纪80年代至次贷危机爆发）。
1978年的中国开始了市场经济改革，1980年新上任的美国里根总统也实行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化解滞胀危机，二者实际上都指向了198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长波，表现为全球化的高歌猛进。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卷入并会拥有自己的长波规律。
以历史经验和长波理论为借鉴，一个国家高速发展近30年后，可能会迎来停滞期。如果以1980年为起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长达30多年时间，我们当前也确实面临着转型的压力，而刺激增长的人口转移、投资效率以及国际比较优势等因素都面临挑战，工资存在上涨压力，产能出现全面过剩，相对消费需求不足，基于创新的产业转型难以推进等。“中国模式”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导，政府管理要素分配为辅的发展模式。这些都需要以改革化解。
人们还提出了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以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转型不力为警钟。这也提醒我们，与美日等国不同，在进入停滞期后，他们需要的只是政策上的转变，而中国需要更深层次的系统性改革，要跳过这个停滞期迎来新一轮的扩张性长波，则需要化解这些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