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辉：此摩根非彼摩根

文 《环球企业家》记者 刘建辉

忙于排兵布阵近一年后，度琪明(Gaby Abdelnour)终于能够喘口气，坐下来筹划下一步行动了—就在今年1月底，这位摩根大通亚太区主席兼CEO还在数百名员工面前慷慨激昂的说：“我告诉每个人，我今年就要一个合资公司！”如今，这个自四年前上任之初就困扰他的合资券商问题已经在三个月前同第一创业签署了协议，进入正常审批流程。如若一切顺利，合资公司将很快挂牌。

让度琪明高兴的不仅仅是这块至关重要的合资券商牌照。在今年早些时候，摩根大通还获准成立一家全资拥有的风险投资公司和经营大宗商品的摩根大通中国商贸公司。在商业银行业务上，今年7月，摩根大通成为首批具有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服务境内代理银行资格的本地外资法人银行之一，获准向其全球的银行客户提供人民币结算账户（Nostro accounts）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服务。而据接近监管层的有关人士透露，摩根大通在信托业务领域内亦有所突破。至此，摩根大通的在华布局已初现完整版图。

“直到今天，摩根大通在中国的生意才真正成为战略生意，而不仅仅是卖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度琪明对《环球企业家》表示。在他看来，这也是摩根大通中国业务的重大转折—与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的老对手们不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摩根大通在中国的知名度始终不算高。如今，这个金融危机中为数不多的赢家不但在美国市场获得了赞誉，而且试图在中国赢得更多尊敬。

一个可以为之做注的事实，是摩根大通董事长兼CEO杰米·戴蒙对中国市场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在其今年6月于北京召开的全球投资者会上，他特别表示其中国策略是“可持续的”。而在度琪明的计划中，未来中国业务所贡献的利润应该能够达到其亚太区的25%。

不过，与过去以投资银行更为市场所熟知的情况不同，摩根大通更希望在未来以“全能银行”的面目示人：主要收入由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三部分构成，而一旦中国的监管体系有所松动，度琪明表示摩根大通很可能也会购买一家国内银行的股份，“我们在中国很有雄心”。

合资

不得不承认，对于任何外资银行来说，中国证券市场的大门都是最难开启的一扇。除却中金、高盛高华和瑞银证券等几家通过不同渠道较早成立的合资券商外，自2007年《合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出台至今，在中国成立合资券商的计划已成为各家投行试图提升在华业务的最重要战略项目——其中既有汇丰等老牌商业银行，亦不缺乏巴克莱、野村等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新贵，就连曾为筹集资金而卖出手中持有的全部中国银行股份的苏格兰皇家银行也不例外。

当然，如果看看中国经济的增长便不难理解这种渴望。如今，A股市场的整体规模与五年前相比已经扩大了5倍。在全球IPO市场均陷入放缓之势的情况下，根据普华永道的统计，2010上半年，沪深股市的融资总额达到2127亿人民币，已经超过去年全年IPO融资额。这种情况下，成立具有A股承销资格的合资券商则无疑是分享这一盛宴的必经之路。

实际上，对于早在几年前便开始在中国寻找机会的摩根大通来说，成立合资券商的速度实在谈不上理想。最早与辽宁证券的谈判无疾而终，此后与渤海证券漫长的接触和谈判也因为各种原因最终破裂。而在《合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出台后，另外两家银行瑞士信贷以及德意志银行则先后同方正证券和山西证券成立了新的合资公司，其中，德意志银行与山西证券合资的中德证券在去年7月份开业后的一年内拿下了6单IPO业务，领跑所有合资券商。

但是，直到今年年初，摩根大通的合资券商谈判才真正峰回路转。早在同渤海证券的谈判结束后，摩根大通便重新开始寻找合资伙伴，根据目前的相关要求，国内有投行业务牌照的76家券商中，满足合资条件的有30多家。于是，摩根大通的团队开始挨个甄别，将范围缩小到5家，然后开始和他们逐个接触。一个半月后，确定了两家谈判对象。到了今年初，第一创业最终成为摩根大通锁定的唯一谈判对象，3月，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

据度琪明回忆，三个月中，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邵子力和其他谈判成员把每个周末都花在谈判上，同对方就未来合资公司的业务范围、技术合作等问题反复推敲。事实上，在与摩根大通合作前，第一创业也和多家有意在华成立合资券商的外资投行有所接触，但都没有最终结果。而在曾经经历过多次类似谈判的邵子力看来，在这一过程中最有效的一点便是其项目的委员会的设置，“我们可以在一个会议上就做出决定而不必转着圈找20个人。”

“我们认识到了哪些是我们想要的，哪些是不想要的。”度琪明对《环球企业家》表示，最重要的是合资双方要有共同的愿景，都瞄准长期增长而不是短期回报。这种看法在第一创业给《环球企业家》采访回复中亦有明确表示：“第一创业与摩根大通经营理念一致，摩根大通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