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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诚信的“金融逻辑”为何在中国失灵

来源:时代周报 时间:2010-09-09 14:39:27
 陈志武

 

  “打假” 和“造假”两个世界,最近好像冰火两重天,一方面是方舟子8月29日遇袭,舆论猜测可能来自于对方舟子打假的报复,虽然方的伤势不重,但也足以威慑热衷打假的人们;另一方面,8月25日唐骏通过大华建设借壳上市,并成为后者的董事长,实际上,即使在关于唐骏学历争议最高峰时的7月后两周,他作为总裁的上市公司—新华都股价不仅没跌,反而有些上涨。这个社会是怎么回事,打假者生命受到威胁,而作假者呢?当上市公司总裁的诚信受到质疑时,其股价为什么不跌反涨?

  当然,如果仅仅是学历造假的偶发事件,没有公然宣扬“能骗到所有人就是成功”的价值观,没有伤害社会道德秩序、没有伤人伤物,没有形成社会造假气候,那也就罢了。可是,事情不止如此,如今,航空公司飞行员的飞行资历也有造假,婴儿奶粉也因造假有毒,茶油添加剂安全度也造假,食品饮料也有假冒……在一次次“假”“毒”波的冲击下,老百姓不只是视听疲劳,而且不安全感明显上升,而制约造假、行骗等道德问题的商业规则、惩罚机制,在中国看起来似乎也是失灵的,这就不但未能遏制造假的进一步泛滥,而且加剧了中国社会当前的阶层分裂、价值混乱。

  中庸之道可以休也

  造假风之所以到今天这种广度,原因当然很多,但归根结底还是造假的成本收益比太划算,超额利润太大,而即使造假被揭露,也不见得有处罚,造假的预期成本太低。

  近年来造假故事太多。就以2006年最有名的“汉芯”事件为例,当年1月中,先是有人在网上透露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研制的所谓“汉芯一号”,是造假。经过媒体的广泛追踪报道,上海交大于2006年5月12日向媒体证实汉芯是假的,并通报表示陈进被撤销各项职务和学术头衔,国家有关部委也与其解除科研合同,并追缴一亿多元各项研究费用。但是,让人遗憾的是,即使陈进欺诈多个部委及上海市政府单位,骗取了如此数额的科研经费,除了上海交大将其免职、免头衔外,没有任何机构对陈进追究法律责任、进行法律制裁。这类事件如此结局,冲击了社会的道德与法治底线,给法律的严肃性构成硬伤,同时,从另一方面鼓励了未来的造假者。

  2006年6月,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杨杰教授,因为学术造假,被校方“终止其聘用合同”、“解除教授资格”等处罚。那次已经是近年对造假处理得干净利落的了,但还是仅停留在“把骗到的还回去”的层面,没有其他处罚或刑罚,使作假的实际成本几乎为零。

  据《新世纪》周刊追踪报道,湖南省质监局早在2010年2月就发现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但却一直没有公布。到8月20日,金浩茶油还在其网站声明,称网上论坛及微博出现的关于“金浩茶油被查出致癌物超标6倍”属谣传,公司承诺金浩茶油系列食用植物油质量安全可靠。

  8月21日,湖南省质监局还向省内官方媒体通报了“茶籽油生产加工企业专项监督抽查结果”,称23家企业33种茶油产品抽检结果均为合格,其中包括金浩公司部分茶油产品。8月30日,《新世纪》详细报道了金浩问题茶油秘密“召回”的过程等问题,但这一问题掩藏时间已长达近半年。在接受采访时,省质监部门负责人称,选择不公开是“维稳”需要。

  从这几件以及其他众多著名案例中,我们看到造假成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包括政府权力过多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权贵联盟、司法不独立、法治不到位等等。由政府部门掌握“技术创新”资源、科研资源、教育资源、行业资源、学位资源等,寻租机会必然会多,造假的激励就翻倍甚至翻数倍。行政配置资源跟市场配置资源的最大差别在于:后者看重经济回报,看“硬功夫”,而前者不在乎经济回报,主要甚至只在乎政绩,由于“政绩”既主观又不一定有形有色,不一定跟效率挂钩,所以,当行政权力挡道资源配置时,忽悠、造假反而更能让行政掌权者和陈进们双赢。因此,市场化程度越低、政府配置的资源比重越高的社会,给造假带来的激励必然越高,在权力受媒体监督有限的社会里尤其如此。

  正因为造假、忽悠更能让行政当权者和造假者各得其所,所以,一旦骗局被发现,从法律和行政上追究造假者的可能性就不会高,司法也不太会介入,因为如果司法和其他责任部门“太认真”,就会捅出太多权贵。就像陈进“汉芯”案一样,责任仅追到免除职务为止,而这职务本来就是骗取的。

  当然,今天造假盛行,不全是制度所致,也还有文化观念因素,人们的观念并没完全适应新的社会结构。众所周知,中庸之道渗透中国社会两千余年,强调的是对事情不要太认真,包括对作假者不要太认真追究。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庸之道基本够用,也不会使社会造假成风,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在农业社会,行骗能获得的好处非常有限,跟现在的政府项目金额、上市公司市值、假药毒奶粉销售额完全不是同一个数量级,因此,造假的激励非常有限;其二,造假一旦被发现,其代价会很大,传统的中国以乡村熟人社会为主,村民又基本是世世代代为左邻右舍,所以,一旦张三造假被发现,不仅他自己的利益和地位会立即受损,而且其子孙后代皆受牵连,因此,造假被发现后的代价极高;其三,虽然农村社会可以中庸之道对待造假,但家族的家法、宗族的宗法不一定放过。关于宗法的冷酷无情,已有不少介绍和批判,这里不必多说。也由于在熟人社会,信息不对称程度低,造假不被发现的概率较低,造假者受到家族宗族处罚的预期一般较高。

  相比之下,在今天已相当城市化、人口流动已很高的中国社会,一方面,经济市场不仅跨越全国,甚至可以跨越全球,那么,造假、行骗所能带来的好处已经以亿、百亿计算,特别是有了股票市场以后,造假能带来的好处可以达上千亿,造假的诱惑是纯粹意义上的今非昔比。另一方面,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是今非昔比,原来的熟人社会人口少,又是世世代代左邻右舍,不了解也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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