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间政治正确标准是内生的，不是外来的；是在一场场舆论事件中逐渐形成共识的。
沈彬
近来网上流传着一份《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新闻报道和公文稿件慎用词语表》，其中有上百个词语成为“慎用”或者“不用”的敏感词。目前中石油官方已经确认这份词汇表的真实性。
这份词汇表引起了舆论的一致批评，特别是文件中明确表示这是出于“正确引导舆论”的目的，有论者认为“慎用词汇表本身更该慎用”，连着将中石油官商不分、垄断独占的“原罪”一起来批判。
但问题还有另一面。
细看这份词汇表的内容，其一是将以前新闻报道中对领导的高规格表述，变得低调亲民，如不使用领导考察、视察的表达，应使用慰问、调研、检查等；不使用亲自、莅临、光临等词语，而使用出席、参加。 其二，一般新闻里甚至口语里很平常的表达也受到了限制，这更值得玩味。如关于领导职位不能使用卸任、换帅、更替、替换、空降、掌门人等词语，应使用担任、任命、接任、辞任、离任等；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不能说“上市”，慎用走红、全线飘红、登陆、护盘、荣登股榜等词语，应使用增持、表现良好、超出预期；甚至描述公司表现再正常不过的表达—产能扩张、争夺市场、占领市场，也改用语意表达更加抽象、中立的增加、提高、扩大等。
总之，这是一个让任何有文学青年倾向的作者，都非常头痛的规定，它把几乎能想到的稍微活泼、变通、感性一些的说法，都变得极其无趣。可明显看出，中石油官方试图避免任何令人联想、刺激公众情感、挑动舆论话题的说法。从舆论的实践上，一则普通的“石油股全线飘红”的财经新闻，必然引来舆论对垄断地位的大加挞伐。所以才有了这份几乎矫枉过正的词汇表。这当然可以说是垄断国企试图左右舆论，但从另一个方面说，这是垄断企业接受了草根舆论的话语权，以及他们的舆论标准，被迫降尊纡贵，回避可能对公众的冒犯。这甚至可以看作民众争夺话语权的某种胜利。
半个世纪前乔治·奥威尔在其名著《政治与英语》中认为：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政治语言是为了使谎言听起来真实，把空话说得真有其事。他认为这些文体隐藏真相，而非彰显真相，所以必然是语意含糊或无意义的，它甚至可以传染无意隐藏真相的人。其列举了当时英语写作几大弊病：僵死的隐喻；东拼西凑，添枝加叶；装腔作势的措辞；不知所云的词语。奥威尔认为“语言的败坏是可以医治的”，他甚至制定了一些具体的规则来应付这些弊病：短字词已经足够时，就不要使用长字词；倘若可用一个同义的日常英语词语，不要使用外来词语、科学用语或行话……
吊诡的是，中石油的这份词汇表既是对奥威尔上述规则的遵循，又在构建奥威尔所反对的“隐藏真相”的文体：一方面，它将过往新闻中那些“神圣”的话语归于平实，“亲自”、“莅临”被换成了出席、参加，完成对垄断国企的神圣叙事的去魅化；另一方面，它又用“控制人工成本”、“优化用工结构”的抽象词语代替了裁员、下岗等简洁明了的说法。如果说奥威尔时代的焦点问题是威权体制利用抽象的语言来构建统治的合法性，那么当下中石油的这份词汇表，就是用来小心翼翼地规避对公众情感的冒犯：一方面旧有的神圣叙事、“正面新闻”的合法性已经不得民心，中石油不得不将其扬弃；另一方面，中石油还在编织新的话语，这是一个去魅和魅化并存的过程。但无疑，中石油的此举迫于舆论的压力。
从这方面看，这份词汇表可以说是民众的胜利—民间以此为基础扩大自己的语话权，民间话语权彰显的时代呼之欲出。
最近“正面新闻”被民间舆论狙击的现象，屡屡发生，甚至日甚一日。比如《文汇报》8月12日报道了一则“7亲人泥石流中失踪 大学生坚守世博岗”新闻。虽然所谓“亲人”是指表哥之类，未必是至亲，其目前的家也不在舟曲，还是校领导无意当中发现的；新闻在褒扬的同时，还是刻意保持低调，没有对这个大学生志愿者做“上纲上线”的吹捧。虽如此，这新闻还是引起了如潮网络负面评论，直斥该大学生缺乏人性。这个结果显然不是报道者希望引导的舆论；但公众已然直截了当地刺破了新闻的宏大叙事和教化，直指问题的价值核心—是要人性这样的普世价值，还是要传说中的某种意识形态？
对诸如此类新闻，最早还需要“先行者”去魅、解构，之后公众还停留在揶揄、戏仿、嘲弄层面上，那些新闻则可能有严重的后果。比如今年6月，江西防总办公室副主任平其俊在接受央视直播采访时，还不忘大段大段地介绍省委书记、省长非常重视、多次指示云云，被主持人两次不客气地打断。此事很快演变成一场公共事件，网民对这名官员进行了人肉搜索，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之后，他曾很不理解地表示：你们央视报道时，不是也先报的领导吗？其实，这名官员不能理解的是，表面上他得罪的是央视，其实是他的官样谈话，已经触犯了日益强大的公民社会及其舆论标准—民间的政治正确。
外国的“政治正确”，是在左派思潮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表现为在公共领域避免可能伤害到弱势群体的话语姿态，比如，黑人不能叫黑人，得说“非洲裔美国人”……政治正确涉及种族歧视、性别平等、反战、反歧视同性恋、环保等话题。政治正确已与“正确”无关，与事实的真假判断无关，它只是为全社会所认同的规则，不接受这些规则将有严重的后果。
而中国的民间政治正确标准则是内生的，不是外来的；是在一场场舆论事件中逐渐形成共识的。就本人的体悟，当下民间的政治正确大概包括：保障言论自由，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尊严应得到保障；贬斥所谓“既得利益阶层”……
这个标准确立得如此迅速、广泛和坚固：先是在网络空间得到确认，再到新兴媒体的全面认同，之后传统传媒也接受了，政府官员以及像中石油这样的垄断国企也不得不接受。2008年的“兆山羡鬼”、“秋雨含泪”事件，就是明证，这放在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在这个“政治正确”的标准之下，舆论出奇一致地为被强拆迁户呐喊、对城管“污名”、这个中国的政治正确标准，已经和外国的一样，不是事实判断问题，而是底线问题。一如中石油现在连“产能扩张”、“占领市场”都不敢说了。
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学说中，大众公共传播制度与实践之间和民主政治的制度与实践之间有着长期不变的联系。无疑民间话语权的逐步确立，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这样的路径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却成为了集体无意识，正所谓“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不知不觉，民间“话语权”开始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