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3 生态补偿与生态恢复
时代周报：美国生态学家莱斯特-布朗提出，“经济必须归属于生态”，他认为生态学应该凌驾于经济学之上，经济政策的形成，应以生态原理建立的框架为基础。你认为经济与生态的关系是怎样的？
彭少麟：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国家，生态学家的话能够被听进去，这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经济指标是一个硬的东西，而具体落实则是很软的，这里面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政府明知故犯，为了做出政绩，把GDP提高，保留了高污染企业；第二种是政府糊里糊涂犯了错，因为不懂；第三种，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地方穷，首先得解决吃饭的问题，这三类问题要区别对待。
现在介入生态规划的政府不多，介入环境规划的相对多一些。生态和环境是两种不同的学科，生态是一个大的范围，比如说广东省就只有环境规划，没有生态规划。生态是一个长期建设的过程，它必须走在前面，一开始把生态建设好，环境就自然会很好了。但是这些往往被忽视了，因为生态建设还很弱，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的建设一定要找到合适的平衡点，一旦偏离了就又回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路上，而且治理的费用要比污染后所获得的利润高出很多。
时代周报：多年来，你一直致力于恢复生态学研究，并为许多地方的生态环境的保护提过意见，给予过指导，根据你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恢复原有生态的成本与发展经济的收益是否对等？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恢复到原有生态水平？
彭少麟：要恢复一个已经被破坏的生态系统是可以的，但有一定难度。原来有很多报道，认为一些生态系统破坏之后是不能恢复的，比如说，全世界都认为热带雨林破坏以后就不能恢复了，但是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在那些已被完全破坏的光板地上，还能够恢复成热带雨林。这项研究成果令专攻这方面的英国科学家Bradshaw觉得不可思议，起初他也不相信，后来我让他到我们的试验基地去参观，参观以后他才服了。
我个人认为，只要投入足够的时间和金钱，几乎没有什么生态系统是不可恢复的，不是不可逆，只是没有花心思去研究它。但是现在就是碰到一个成本的问题，破坏一片森林，只需要一个月时间，但是要恢复它，一般需要一百多年时间，即使加速恢复，也需要四五十年，所以恢复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极高，如果不恢复，它就永远都不会变好，甚至会进一步恶化。所以首先要注意保护，把好的东西保护起来，现在广东建立的保护区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广，怎样保护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保护不力，遭到了破坏，就一定要尽早恢复它，否则会越来越糟，将来越来越难恢复。比如粤东的练江，假如在十几年前就采取行动，也许当时就能控制住污染局面，但现在要恢复，就要花很多钱，而且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时代周报：这种看似超过收益的投资是否有价值呢？
彭少麟：从生态经济的角度来看，生态系统有服务功能，也即有服务价值，我们强调生态都是有价的。例如把上游保护起来，不准建工厂，但是又不给他们钱，没有一定的生态补偿，这是不行的。广东省现在保护一亩公益林，就得到15元的经济补偿，这是对的，但其他如湿地还没有相关规定。生态的服务功能要比经济功能大得多，如果以直接的产品来衡量一片森林的价值，其实并不高，但它的生态服务功能是金钱难以衡量的。只要这片森林没有被破坏，它的服务功能就会永远存在，所以花大成本植树造林也是很值得的。
现在美国人的环保意识很强，但也是从不断的实践中提高的。在里根任总统的时候曾介入一个保护的案子中，在某区域砍掉了许多大树，这使得猫头鹰无处安身，导致美国鼠患严重，随后整个生态系统都出现了问题，后来国家介入生态系统保护，这给了美国人一次深刻的教训。在英国、德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规定每个城市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开放性林地，但是我们没有，反而把一片片森林建成写字楼，从而带来眼前的经济效益和GDP值，而放弃了它的生态服务功能，实际上，这是得不偿失的。
PART 4 生态指标如何量化？
时代周报：改革开放以来，因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官员的考核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指标，这种盲目的GDP崇拜及税收压力，对地方官员的决策产生导向作用，不利于长远的生态规划。怎样对这种政绩观进行调整？
彭少麟：其实中央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十七大上就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但问题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落实和考核上，比如森林覆盖率一般被用于度量生态的好坏，这是很容易计算的，但它所反映的生态质量是很片面的、不完整的。因为没法反映是简单的人工林还是复杂的地带性植被。必须把真正的生态内涵纳入考量标准，包括它的多样性、层次结构等等。前不久，国家环保部在讨论生态城市指标，生态的衡量主要是覆盖率。申报单位为了达标，通过植树造林，一下子把面积给弄上去，但这是不一样的，走进一片原始森林跟一片刚种不久的人工林，完全是两种感觉，所以要把内涵放进去，把生态指标变成一个可量化和可评价的指标，这样才能完善它，也才是真正和最终有效的。
中国现在还是处于发展阶段，考核指标在生态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保持平衡，两者之间的矛盾一定是存在的，比如一块地是要保护起来，还是要建一座楼，变成房地产，其中肯定有矛盾，但是如果一味强调环境的保护，最后经济没办法发展，也是不合理的，而要两者达到某种统一。在有矛盾的时候，要有生态优先的意识，但不等于经济不发展。
时代周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财政收入经常放松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的监管，政府应该出台怎样的政策法规来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
彭少麟：国家最近关闭了许多高污染企业，其中广东省占的比例也不少，水泥厂、火力发电厂关闭了很多。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讲，它们能够不关闭就会尽量不关闭，因为这些企业能够为它们带来经济效益。官员的任期是有限的，而一般环保措施很难立即见效，所以会出现许多短视行为。地方政府应该放远眼光，把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创造好的投资环境，吸引高科技企业，有时一家技术条件好的企业的经济效益，会高过几家污染严重的企业。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在政绩考核制度上做文章，把生态内涵纳入考核指标体系中，或者可以让官员的任职时间尽量长一些，让基层领导高挂行政级别，让其有长远的规划，否则都会想着赶快弄一点政绩，然后升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