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标志着我国终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新成员，我国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000年5月19日，中国与欧盟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达成双边协议。新华社发
财经国家周刊报道 2010年6月，中国经历了完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承诺后的第一轮“大考”。拥有153个成员的WTO对全球第二大贸易国进行审议，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政策，欧、美、墨西哥等各成员一连串抛出1508个问题。
贸易政策审议，是WTO对所有成员适用的一个永久性定期机制，旨在增加成员政策透明度，促进成员间交流和相互理解，最终促进和完善多边贸易体系。贸易额前4位成员，每两年接受一次审议。
中国自2005年开始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因此从2006年起，WTO每两年对中国进行常规性政策审议。本轮贸易政策审议是第三次，也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后的首度公开亮相。
如果说前两次审议更侧重于鼓励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关注中国履行入世承诺情况，那么此次审议各方关注焦点进入纵深领域，对中国要求和期待更高，利益背后的博弈正式开始。贸易政策审议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中国贸易气候的晴雨表、贸易环境的风向标、贸易规则的信号灯。
中国入世10年，因为开放创造了巨大的竞争力。作为第一大出口国，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各国的关注；而中国的巨大市场潜力，自然吸引着各国政府和企业的目光。除宏观政策走向、贸易政策体制、机构建设和法律框架外，自主创新、政府采购、原材料限制、人民币汇率，这些美欧各国在双边层面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甚至是多边谈判乃至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已经提出的争议，仍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在审议中得到体现。
而WTO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其秘书处在与中国充分沟通后，会以相对独立乃至隐含政治妥协的立场来全面审视中国的政策，并以传统市场经济教科书的理念进行政策分析和政策建议。很自然，其观点一方面会在各成员国中得到一定的共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美、欧等成员国的质疑。
这对中国来说，一是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二是存在善意的警醒乃至规劝，如国企和市场、税制的成本收益分析、农业政策的困境等。当然，值得注意的是，除印度等国外，人民币汇率问题并没有被过多提及，这也反映了WTO乃至部分成员国对此问题的高度审慎态度。
贸易政策审议对中国颇有启示。在全球化时代，已经很难有闭门造车的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世界各国相互依存而利益仍分轻重，边界模糊但国别依旧清晰。中国在深度融入国际社会后，利益已经多样化，并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中国自身结构调整、经济转型以及地方GDP冲动，均要求中央政府提高政策刚性和可执行性，而政府各部门绩效的差异和协调不够，则造成了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乃至发展政策的目标不同。
贸易政策在相关政策缺失的情况下承载了太多的功能，自然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和质疑的焦点，其最终效果也往往事与愿违，如资源税的姗姗来迟，引资优惠、劳动力报酬偏低带来的要素价格扭曲，早已超出了贸易政策本身的范围。
相对于二战后不久的日本、韩国，中国在当前全球化时代的内外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开放型经济格局下，政府政策运作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需要更多政经智慧和技巧。公共政策需要权衡利弊，统筹协调，政策制定过程需要伴随内外条件约束分析、规则过滤、过程公正、惯例借鉴和确保结果导向，也需要国内外的互动过程。
贸易政策审议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如何从基本理念、价值取向、政策目标、决策过程到实际效果方面，最终制定全球化时代中国公共政策。有必要参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等机构的模式，成立中国公共政策协调委员会，由兼具国际视野和国情意识的专家组成，一是为政府提供公共政策建议，二是增强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和有效性，三是审查相关部门出台政策的合规性，四是防止部门利益绑架国家利益。
国家战略最终体现在细节的落实，如国家创新战略。公共政策是政府工作的核心，我们需要做到攻防兼备，主动超前，避免雷声大、雨点小，或者“只闻楼板响，不见人下来”。（程永如 供职于商务部）
